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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应该是独唱团第二辑上市的时间,由于最近台风登陆,所以还是有所延误,我们在为更好的质量和空间而努力,也为使他变成合法的月刊,而不是居无定所的绝唱团。在这个期间里,GQ杂志为我颁发了一个传媒人奖,这两年,无论是以往的《时尚先生》,还是创刊一年的GQ,都让时尚杂志的男刊不再难堪,很多其他媒体禁忌的名字,甚至出现在他们的名册里,其实这些都应该是一个传媒人应该去做的。什么是做一个传媒人,我深深的思考过,在我们国家,其实就是做一个传达一下领导意思的媒人,做的不好就送你一个传票,然后就挖煤,这就是传媒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其实是一个被传媒的人,今年,我成了一个所谓的传媒人。好在这个奖项是年度传媒人,它并没有说年度最成功传媒人,我自认为是年度最失败传媒人。失败的原因,以后我会和你们讲来。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宣称的“办一本杂志”“做一份报纸”,都是理想化的称呼,从程序上,这些都是非法的,合法的说法是——某个拥有党委的国有出版社或者杂志社聘请你和你的团队来打理一下他们的杂志。当然,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没有我们,他们通常自己的打理的不大好。传媒是一个很大的名词,无论是传统的图书,出版,杂志,报纸,电视,电影,广播,互联网,电子阅读,甚至我们的耳语,打一个电话,贴一张海报,都是传媒,传媒的影响如此之大,谁都想控制它。但传媒其实不该控制在任何人手里,他应该是一片开放的天地,只要善待,谁都可以使用和拥有它,它的上司只有一个,法院,它的罪名只有一种,诽谤。这便是我理想中的传媒。可是理想是每一个人都会说,大家都爱听的,就好比你我都愿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说一次心里爽一次,却始终无法走出脚下的泥泽。但有念想的人总能走得更远,求生欲强的人总能活的更长,所以,我始终是高兴和乐观的。不过,作为所谓的传媒人,我们总需要不断尝试,我本该很高兴的去北京讲这些话,但因为实在不能过来,所以由老朋友黑狗达代我领一下奖,另外向现场的主编王锋先生,左小诅咒先生,姜文先生,刘北宪先生,白岩松先生和柴静女士问好。向程益中先生问好。
也向刚刚被跨省抓捕的文人谢朝平先生问好。
这些天一直没有更新这里,我发现在中国写杂文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虽然这个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杂文素材,但是你突然发现,写了一阵子以后,当再有新闻出现,你恨不得直接写一句,观点请参考我某年某月写的某一篇。我们的领导群从这一批换成了那一批,治国口号从这一堆换成了那一堆,丰功伟绩从这个会变成了那个会,社会悲剧只是从这个人变成了那个人,换人不换事会让写作者觉得很痛苦,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讨厌反复阐述,结果事儿又是反复发生,对我们的遣词造句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因为我真的想一直继续写下去,不想让自己厌烦和麻痹。
昨天去看了《盗梦空间》,向大家推荐。
新闻之道的核心,是把人当人
——王克勤对话录
本报记者笑蜀
南方周末:你可能是中国调查记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而且是最有激情,干劲最足的一个调查记者。很多调查记者干几年就审丑疲劳了,干不下去了。你是一个特例,奥妙在哪?
王克勤:我想先跟你谈一个人,陈光诚。他是山东的一个盲人,但他心中充满光明。靠着心中的光明指引,他不畏艰险,救困扶危,他做的很多事超出了常人的能力范围,等于是在行天地之道。他是我的榜样,也是我前行的动力。
南方周末:我觉得在某种程度 ……
……
国家当以最高力量保障国民的海外安全。
笑蜀
香港旅游团遭劫持事件以菲警方强攻无效,绑匪最后开枪扫射,十名香港同胞死于非命而落幕,让人倍感悲凉。
这种悲凉,主要就来自菲警方的漫不经心。第一,按国际惯例,让步应该是重要选项,事实上也不是没有让步空间。有个细节可证明这一点,先期释放的人质中,有个妈妈很有爱心也很机灵,劫匪问她谁是她的孩子,好让她们母子一起走。她除了自己的两个小孩外,把另一个小孩也一并拉走了,多救了一条人命,这说明歹徒还没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还是可以谈判可以交易的。更何况,劫匪胃口其实也不高,不过要求复职 ……
……
华商报的采访,发表出来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在这儿也在原始版本上略作修改。
记者是吴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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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记者:能不能先告诉我们的读者,李海鹏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曾经有人说你是记者中的抒情歌手。
李海鹏:一个理性和感性都很发达、懒散、保守秘密、不爱说话、讨厌被命令的人。对男读者来说,不是很亲和。对习惯于看了文章之后就去搜索作者照片的女读者来说,令人失落。就像《佛祖在一号线》的后记里说的,我是个自然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我看“记者中的抒情歌手”内含矛盾修辞,有点儿像“瘦子里的大胖子”。记者工作是不允许抒情的,一点点也不允许,既然我曾是职业记者,就决不至于在新闻里抒情。只不过与多数记者相比,我的感性一面虽然因职业而磨损,还是剩下了不少。当我想写一点儿抒情文字的话,我体会得到,写得出。
记者:记者当的好好的,还是在《南方周末》这样强势的媒体,咋就突然跑去做杂志了?总不会是《GQ》的总监职位吧?
李海鹏:生命是短暂的,什么事做久了你都想换换。总监职位构不成理由,外企的组织结构叠床架屋,总监轻如鸿毛。单从职业上说,这两份工作对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而言只是“还行吧”,说不上“好好的”。
记者:那为什么又不当《GQ》总监了,跑来当作家了?难道作家比杂志总监还好混?
李海鹏:对,够坏和够好的作家都比杂志总监好混。
记者:有人说,关注李海鹏,并不是因为你曾经《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或者《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名家,或者《GQ》的专题总监。你被他尊敬和认识,是因为你近乎天真的对自由的执着,对伟大社会成形的关注及焦心。你自己觉得呢?
李海鹏:我人格没有那么闪亮。对自由的执着,我不如很多五岁的孩子,对伟大社会成形的关注,我更不如很多南方周末的前同事。我觉得,我顶多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站在正确一边,在良知与邪恶之间,站在良知一边,在行事正当与愚昧残忍之间,站在行事正当一边。我的感觉是,现在夸人都流行变着法儿夸,其实要夸我,我还是喜欢听简单点儿的“写得好”之类的。
二:
记者:说你是个作家,就不得不提你的新书《佛祖在一号线》。你信佛吗?
李海鹏:不信。
记者:在《佛祖在一号线》里,你说佛祖35岁悟道,恐怕都没你早。看你的文章,字里行间,独立的思想在闪光,老百姓看了很爽,这就是你说的道吗?
李海鹏:“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是一句玩笑话,我只是说,对悲剧的敏感,对他人的悲悯,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至少不应该是稀奇的东西。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我手写我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向内审视自己的能力,其次要有无障碍表达的能力,这都需要训练。一旦你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并且站在文明的底线上,一般意义上的“独立的思想”自然源源不绝。至于“道”,我的理解跟古人的理解并无不同,它是真理,世界的秘密之核。
记者:有人称你为中国当下最好的专栏作家。对此,你是受宠若惊,还是觉得纯属胡扯淡?
李海鹏:我只见过有人说我是最好的专栏作家之一。我讨厌各种“之一”,跟我走在街上后面缀个尾巴似的,可是我也没有为了去掉“之一”而努力的意愿。本质上说,我不关心。说我是专栏作家里的第一万名也没关系,第一亿名也没关系。也不是恬淡,只是我之所求不在这儿。
记者:时下,有不少人因为在名媒体开专栏而成为社会精英,并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抑或是知道分子的名号。话说回来,为什么要开专栏?
李海鹏:我首先重视的是我的小说,我在其中寄托了人生的抱负,其次,我觉得自己的新闻生涯也很有意义,无论什么时候,都值得我为之自豪。至于专栏,我不太在乎。因此我只能坦率地说,我开专栏,首先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朋友的约请。不过既然开始写,我也希望写得好一点儿,希望这些小文章让读者读来觉得好看、有趣,更进一步,也想让读者读到一点儿优雅的笔触。在这样的形式之下,我希望自己能够讲述出我心目中的文明社会的底线在哪里。
记者:好听点,叫和别人分享我的思想,难听点,就为了名利双收?
李海鹏:“分享思想”没有好听到哪里去,“名利双收”也没有难听到哪里去。我写专栏的时候,我就只是个写专栏的,哪有什么思想可言。我写的只是文明社会赖以生成的常识而已。以赛亚.柏林和罗尔斯有思想,人家才不会写什么单页的专栏呢。至于名利,写小文章得到的那点儿名利,也好意思叫名利?知识分子一转名利的念头,太子党就笑得满地打滚。
记者:你觉得自己应该属于公共知识分子,还是知道分子?在你心目中,这二者有什么标注吗?
李海鹏:我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写作是为了完成自己对公共事务的言论义务,怀着一种促使社会变得良善的真诚愿望,也有追求智性的本能。知道分子则是个贬义词,指的是只知吸纳和重复而无创见。我倒觉得,在咱们国家,知道分子也弥足珍贵,毕竟还有很多写作者根本就是混球一个,知道分子的存在,对消解他们的胡言乱语大有好处,所以大家就别挑三拣四,不知好歹了。至于我自己,二者都不是,我是文人,我的兴趣在大千世界,不在社会。
三:
记者:听说,把你的专栏文章结集成新书后,你就不写专栏啦?那多令你的粉丝难过呀!当然还包括那几个天天向你催稿的哥们。
李海鹏:不仅不写了,而且是永久性地不写了。写一辈子专栏,不也就是一个写专栏的吗?这么说好像不尊重专栏作家们,可是既然我已经在专栏写作这条生路上自杀了,大家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以往催稿的编辑们都很理解我。
记者:对于写作,一万个人或许有一万种原因。你为什么写作?是否就是像你所说的,你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我们这个社会缺乏常识?
李海鹏:“重申常识”只是我写专栏时的重要理由之一。我是个脑子转个不停的人,转得没什么意思,还挺累的,写写专栏,表达一下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是顺便的事。我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过,所见所闻,平淡无奇又别有深意,这就是我写小说的理由。总的来说,我相信用文字表达自己是每个人都有的欲望。写作与在浴室里唱歌一样,非要说理由不可,就是你无知无觉间就这么干起来了。
记者:在你看来,常识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需要有人反复提及呢?
李海鹏:我所说的常识的是指“应然之事”,即一个文明社会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这种常识需要反复提及,因为它并不普及。有个关于精神病院的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在墙角蹲着,另一个人好奇他在干什么,也在旁边蹲着,好久之后,第一个人问第二个人,你也是香菇吗?“常识”就意味着你对这个人说,你是什么香菇?能炖鸡吗?你是一个人,你有你的权利、尊严和自由。让这个人明白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是常识为什么需要富有技巧地一再讲述。
记者:读你的文章,发现你似乎长于发现无所不在的荒诞。字里行间,悲悯为文字底色,悲民生之多艰,悲世人昏庸而不自知。这个社会给你的只有悲悯吗?
李海鹏:社会给我的只是荒诞。悲悯不是社会给我的,是我给这个社会的。
记者: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快速到不能质疑、浮躁到不可停留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比如你,写着专栏,实际已经掌握了一定话语权了。
李海鹏:先于有没有话语权的,是我们的人生属于自己而且只有一次。为了有一个好的人生,我们该在正确与错误之间,站在正确一边,在良知与邪恶之间,站在良知一边,在行事正当与愚昧残忍之间,站在行事正当一边。
四:
记者:在你的文章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你对生活以及发生在生活里的林林总总,发表你的感慨或者幽默的咒骂。你现在是怎么安排你的生活的呢?
李海鹏: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务必简单,不占精力。生活一复杂,哪怕多出去吃几顿饭,你也容易被它绑架。
记者: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你怎么解决?(举一两个例子吧!)
李海鹏:今天凌晨在某地的火车站,广播已经播出了检票通知,可是我们这个车次的一位女乘客得罪了检票员,检票员就迟迟不给我们这几百人检票,最后大家只好一路狂奔去上火车。当时我没什么办法。我的办法是,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报纸,同时说出我的态度:这样的事是不对的。故意给别人制造麻烦也意味着有一天被别人制造麻烦。敌视衍生敌视,轻蔑衍生轻蔑,暴力衍生暴力,操蛋衍生操蛋。一个这样的事多如牛毛的社会,是不健康的的社会。
记者:对于自己的生活,从房价,到工资,再到各种潜规则……当下有太多的人不满。一些社会学家在评析此事时,一归冗旧的体制,二归价值观出问题。你觉得呢?
李海鹏:这么归下去,很快就可以归到第一千个原因,漫漶无际,什么都解决不了。把社会问题归因于“价值观出问题”就像是说湖泊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湖泊里污水太多一样,正确是正确,可是无意义。我们该去找找污水的源头在哪儿。提纲挈领地说,当前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背后都有体制问题。体制是很多问题的源头。
五:
记者:王怜花在评价你的书时,曾激动地表示,作为一个始终诚恳的作者,李海鹏把美学引入了真实的生活中。你在文字里的美学理念是什么?
李海鹏:我看到了他的书评,倒不觉得他激动。普鲁斯特的妈妈说,从事艺术的秘诀与做菜的秘诀是一样的:朴实无华,饶有韵致。普鲁斯特信奉这一信条,可是他的句子常常长达半页纸,可见何为朴实无华并无一定之规,大家尽可各自理解。在我看来,无论是文字还是生活,美感都来自于这么一些要点:精确,自在,焕发新意,令人愉快的韵律,超凡脱俗的精神。
记者:中国文坛其实并不缺文字美者,却缺少有力量的文字。你觉得呢?你认为原因又是什么呢?
李海鹏:我倒是觉得,有美感的文字,有力量的文字,别的类型的好文字,在中国都极其缺乏,在各种好文字之间厚此薄彼就太奢侈了。至于有力量的文字为什么缺乏,原因太多了,体制、现实、各种天花板等等,倒数第二条是阅读市场太小,又不成熟,只养明星,写这类文字能赚钱能获得成就感的只有韩寒一个,别人都是在给他打工,最后一条是缺乏拥有强大内心的人才。
记者:在做记者的时候,你认为公众利益、思想自由和民智提升是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现在,你是一个作家,写文字的方式变了,文字的数量也变了。责任变了吗?毕竟,作为作家还得考虑书的销量吧!
李海鹏:对大众的责任变轻了,对自己的责任变重了。在南方周末做新闻会受到读者严苛的监督,每次遇到质疑,给你的感觉都好像事关职业声誉似的。写专栏和小说则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读者不大会找你麻烦,顶多说你写得不好。不好没关系,市场上总有一款适合你。至于销量,我考虑也是白考虑,比如《佛祖在一号线》,我也希望卖得多,像《毛选》那么多才好呢,可是我不会为此付出努力,尤其是让我感觉不好的努力。我没请人写过一篇书评,没联系过一家媒体帮忙推广,我觉得这种事大致相当于关联交易。结果我面对出版公司的编辑们时有点儿不好意思。
补充三个问题
1. 先从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问起。你在专栏《罡风吹散了热爱》中提及,爱情是不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爱情是中世纪骑士的发明,其实近乎臆想。真正相信爱情的年代只是磷光一闪。短暂极了。这是你对爱情的总结陈词,也是你自己的爱情观吗?
李海鹏:爱情和爱是两回事。绝对意义上爱情的核心不是爱,而是浪漫。它意味着年轻男女对荷尔蒙轻轻燃烧的感觉的永续追求,对相思离苦的浸淫玩味,对真实人生的毫不犹豫的否认和超拔。从文化源头上说,这种绝对主义的概念就是从中世纪的骑士那儿开始的。如今我们不是骑士,没有马、铠甲和长枪,也不再拥有凡事以荣誉和浪漫为核心的生活态度,坏的方面是我们变得俗气了,好的方面则是我们的心灵有机会变得丰厚,于是生活不止于浪漫,美好也不止于浪漫。
2. 读者认为你的文体在指向真理的时候,不是砍瓜切菜那么痛快,而是用的绵劲,这是性格直接导致的,还是只是你的一种处理手段?
李海鹏:天理昭昭,这是一种相当基本的品位。作为一个有素养的读者,我从没见过任何一种好的文字是直肠子货,也没见过任何一个好作家写出的文章像川菜一样火爆,或者扔出两句狠话、俏皮话,去赢得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读者的满堂彩。“砍瓜切菜”和“痛快”很低级。这类文字我很多年前写过,以后不会再写。既然我会写更好的文章,写低级文章获得更大的名气,对我就没什么吸引力。我不知道别人长得好看是什么感觉,别人也不会知道我会写文章是什么感觉。一句话,除了写得更好,别无所求。当然单说“绵劲”的话,有时也是不得已,有些话不绕着说不行。为了达到影响力而降低文字的品质,我的底线就是《佛祖在一号线》,再低不干。
3. 几乎你多半的专栏文章,都有一种浓郁的漫不经心的气氛,但深读之后,却发现无论从逻辑还是从感情上,都能连贯得起来。这是因为你天生有这个本事,还是因为你其实对待每篇文章都暗下功夫?
李海鹏:都有点儿,都不多。专栏而已,就那么回事吧。以后要真正认真起来。
文汇报8月12日报道 如果不是学校领导在慰问时无意间询问他的家乡在哪里,或许没人知道,他有7位亲人在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难中失踪。世博会志愿者、上海电力学院大三学生杨耀词在父亲的鼓励下,默默坚守在中国馆9米平台。昨天,他在自己的志愿服务心得中写道,“亲人的生命也许已经逝去,但我会在上海为世博会尽一份力,我相信国家会救援我的家乡。”
上海电力学院的1161名大学生志愿者8月9日进驻世博园,开始为期两周的志愿服务工作,电力学院的志愿者自称为“电娃”,20岁的藏族小伙子杨耀词是“电娃”中的一员。
8月9日晚上6点多,结束了在世博园第一天的志愿服务,回到学校,杨耀词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了舟曲泥石流的消息,“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马上一个电话打回家。”杨耀词的家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毗邻舟曲县,而舟曲县是他的老家,他的很多亲戚都生活在那里。“爸爸在电话里告诉我,妈妈和弟弟都安全,但是姑姑、表哥等7位亲人都找不到了。”小杨提出要回家帮忙,爸爸劝阻了他:“你回来也出不了什么力,还是留在上海把志愿者工作做好吧。”
把对亲人的牵挂埋在心底,小杨继续在世博园服务。他的工作是疏导游客和帮忙抬轮椅。中国馆的9米平台,小杨站在自动扶梯上面的平台上,拿着扬声器:“欢迎参观中国馆,前方参观仍需要较长时间,请游客加快步伐向前走,请勿在电梯口逗留。”一遍又一遍,小杨喊着,“一旦堵住电梯口,就有可能发生意外。”
8月10日,上海电力学院副书记石奇光到园区慰问志愿者,他在给杨耀词戴世博之星徽章的时候,问起小杨的家乡,这才得知他的亲人遭遇了不幸,此前小杨没有跟任任何人透露,也没提任何要求。辅导员老师让他先休息几天,但是小杨说:“志愿者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中国馆尤其缺人,既然我不回甘肃,还是留在岗位上吧。”
昨天上午,本来应该10点上岗的他,看到中国馆缺人手,9点就到岗了。记者中午在休息室见到杨耀词的时候,他的情绪很低落,不想说话,不时地用双手捂住鼻子,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泥石流和地震不一样,房子塌了,人或许还可以在倒塌的缝隙里生存,而泥石流全是水和泥,一旦灌进房子,人就没有氧气可以呼吸了。”表哥是和他从小玩到大的,他说自己不敢去多想。
杨耀词的爸爸在县委工作,这几天忙着抢险救灾。杨耀词每天都关注着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回到学校他会跟妈妈通一个电话,妈妈总是叮嘱他,服从学校的安排,好好工作。
经历过2008年的汶川地震,又在泥石流中失去了亲人,小杨觉得,生命转瞬即逝,自己应该更懂得关心和体谅别人。一些游客对于他的“催促”有些不耐烦,小杨就耐心地告诉他们:“前面的景点很精彩,你们早点过去可以早点排队。”他还会加上一句:“辛苦了。”有的游客会很真诚地说,“我们不辛苦,你们志愿者才辛苦呢。”每当这时,小杨都会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笑蜀2010-08-11 20:33:52来源:南方周末相关新闻
"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 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一定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乡镇企业改制意义极其重大,是继农业承包之后一次大的革命,改变了中国经济最基础的结构。"" 我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出错。人们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现场 ……
……
为什么说把外地穷人赶出北京是贵人馊主意?
笑蜀
北京又要赶外地人了,确切讲是赶外地的穷人。用北京市人大调研组的话来讲,叫做“减少对低端劳力的需求。”听起来多文质彬彬,只是“减少需求”嘛,又不是压缩存量,所以没什么攻击性和暴力色彩。实则大谬不然。
“需求”如何减少?北京市人大调研组的具体对策是:“完善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机制,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这即是说,解决大量就业问题非但不是民营中小企业之功,反而是它们的罪过。这对小企业尤其残忍。无论它们怎样谨小慎微奉公守法,只要它们聘用的“低端劳力”多了,马上就可以 ……
……
高贵绅士钱伟长
笑蜀
不仅学贯中西,是中国科学界的泰山北斗,而且人品那么真实那么温润。几乎跟古希腊的英雄一样,不属于尘世,至少类似半人半神的地位。
这是得知钱伟长去世时,自己悄然而生的一段感慨。
关键不是学术上的伟岸,关键是这种灵魂上的超越性。正是因为这种灵魂上的超越性,钱老尽管被时代误的不浅,但他仍无怨无悔,仍不误这个时代,不误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
又岂止一个钱老?跟他同时代的那批大科学家,几乎都有着同样高尚的灵魂。正是他们高尚的灵魂,照亮了整个中国科学的天空。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科学的天空将是怎样,实在难以想象。
……
……
这是王东的书,《别跟我说你懂日本》,是一本关于日本生活的短文章的集子,没有太严肃,也决不肤浅,观察细致,温文尔雅,娓娓道来,正好满足知识阶层既要瞧个轻松又要增广见识的需求。可是出版方好像只看好年轻人市场,非得用这种书名不可。王东不爱跟人争执,就让步。一个有教养的人,认认真真写了本书,却弄这么个“霸气”的书名,何其荒谬。封面也让人崩溃。我看了封底,更崩溃。出版商在上面搁了一大堆“鲜活”的网络语言,太鲜了,粗略扫上一眼,感觉就像生吞四两谷氨酸钠。具体的例子就不举了。我就想,我操的嘞,这就是市场投机凶狠地入侵了质量、八零后趣味凶狠地入侵了大叔?大家各安其事,就不行?按理说,推荐书,就不该说书的坏话,可是这话得说。你不说,出版商永远觉得自己做得对,至少有个托辞——市场就这样。我要说,市场从来没你们想象的那么不堪。就你们见过市场?胆战心惊就是胆战心惊,没主见就是没主见,不会做生意就是不会做生意。
行了,我也耍完流氓了。说回这本书,相当不错,这是真的。书跟女人一样,看衣服,看皮儿,不顶用,瓤好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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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李海鹏
我住在第十宿舍,王东住在第七宿舍,我在中文系,他在法律系,我们志趣相投,相互攻击,真挚的友谊像窗外的枝桠一般自然生长。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段,我们浑然不觉辽宁大学已经为我们悄然注入了放肆的基因。那也是东北文化的特征之一。我们多少都有点儿玩世不恭,这么说还是客气的,实际上是有点儿不知尊重为何物的狗杂种习气。当然,我们对文学大师们满怀敬畏。这是一点珍贵的滋养,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去芜存菁,变成好人,直至放肆无忌也显露出有益的一面。惟独王东是我们中的特例。早在20岁,他看上去就像个正人君子,实在是太早了些。论心千古无完人,其实他也常讲流氓话,但他克己复礼是真的。他是个尊重父母的家伙,按我的意见,尊重得过分了,毕业后遵从父母的意愿去了日本,又不停地思念着几个故友和文化意义上的故国。如此一来,这个正心诚意、博览群书、富有见识的人,一晃儿已在东京工作了15年。他孤独地走在雨中的池袋,烈日下的六本木,因地震而瑟瑟颤抖的秋叶原,从不忘悉心观察日本高中女生们短裙与长袜之间的那一段“绝对领域”。对于日本,王东是可以替代我们自己的眼睛的素质精良的体察者。他这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阴差阳错,没有像别人一样用来争名夺利,醇酒妇人,也没有像他自己曾经期许的那样横扫文坛,气吞万里如虎,都用来认识这个让中国人感情复杂的岛国了。
他对我们每个朋友都怀着爱,他聪明却从不滥用他的聪明,他的道德感比我们的加在一起还多。简略地说,这就是人杰嘛。这样的人,合该写更重要的书。可是天知道为什么,如今他娓娓道来地写了这些关于日本的文章。我读了之后,感慨于他涉笔成趣,写得地道,把自己的15年的漫长时光变成了我国的一笔资源。可我又为他自己考虑多过其他,我会想,这值得不值得?
有句北京话叫“门清儿”,王东对日本就“门清儿”。早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兴趣广泛到芜杂的地步,小说、戏剧、诗歌、电影、音乐、宗教、历史、政治、军事乃至汉娜•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奸情,举凡人类生活的边边角角,无不涉足其间。到了日本之后,不管什么行业,从色情业到政治,他都插一腿,搂一眼。这就叫见识吧?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他能看得透彻。他学识丰富,又擅用思维工具,这才是超出一般人的地方。一个可以很好地介绍日本是怎么样一个国家的作者,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不管怎么说,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日本是个绕不过去的国家。
有些人有个说法,叫“中日必有一战”。我不谈预测历史是否合理,只是想,如果这个说法背后衔接上“晚打不如早打”,就太危险了。我们姑且野蛮一把,把现代文明准则抛在一边,单论打了会怎么样——说这些话的人,可有答案?换言之,他们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将跟谁打?
好多年前,王东就对我说过,对待日本,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所谓的仇日、畏日或者亲日,而在于不知日。这样的认识,一百年前就有人有过,可是如今景况,依然如故。我们常对日本不服气,可是搜罗理由,有什么呢?再说不服气顶什么用?当年深谙外情的李鸿章说,不能打,打也要缓着打,请俄英调停以待新舰到港,结果慈禧不服气,奕譞、翁同龢等人更不服气,战火立燃,以至甲午惨败,同治中兴的果实覆灭无存。国运毁尽,厄运如多米诺骨牌,波及今日。不知日之祸,一至于此。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2005年夏天,我站在那儿,读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我们是有自尊心的中国人,一字一句读下来,你说是何心情呢?
时值炎夏,林间蝉声大噪,我更料想,勉力支撑危局的李中堂,当年来到此地,已经73岁,被日本刺客劈面一枪,日记中说疼痛难忍,而日本人逼迫甚急,又是什么心情呢?李鸿章说,“此血可以报国矣。”我的心情,那会儿就叫感慨万端吧。一个国家,让它的全权代表混到这个份上,尊严是完全谈不上了。这个国家的后代,怎能不督促自己有点儿出息呢?
唐德刚先生说晚清,“该战而不战,不该战而战。”这就叫进退失据。何以如此呢,我看一是我们自己不行,二是我们不知道人家有多行、哪里行。有了第二条,第一条断然跑不了。这是陈年旧事了,可是我们知道,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旧事。历史总是去而复回的。因不了解日本而导致方寸大乱,过去有,未来未必没有。这算是危言了,目的却不是耸听。我们的国家要有出息,固然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不愚蠢。假勇敢而真愚蠢的事已经太多了。
我们为什么不了解日本?过去不论,单说现在。粗浅而言,我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者大多只读过三本正式地介绍日本的书,一本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本戴季陶在《日本论》,再加上某册关于日本生活的有趣的流行读物。一般读者则顶多看看漫画和村上春树。在学术研究和智库的层面,我也略有了解,印象是,我们的对日研究也深陷到普遍性的学界弊端之中,做学问不能正心诚意,而且思维老旧,政治束缚太多。资中筠先生(女)就说,“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百年已逝,我们还在浪费时光。
王东这本书,技术出色而界面友好,我们正好拿来增广见识。他讲的是他对日本及其国民的印象、故事,内里却是专业人士的眼光。外国人看中国,常觉得魔幻,我们自己看中国,也觉得魔幻,却明白一切皆有理路。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让我们获得身在其间的视角,一旦读完,顿生“日本人是这么回事儿”的认识。能将精准的认识置于细节之中,算是一项成就了。
“对每个朋友都怀着爱”,就是王东让我写序的原因。他就是想我和关军的文字出现在他的书上。对于日本,对于中日关系,王东比我专业万倍。我在这儿出现,仅仅是因为在青春年代与他有缘相逢。
当年他常来第十宿舍下围棋,下完就惬意地侮辱我,因为他总会赢。不过总的来说,他是温文尔雅的君子。别人常常对任何事信口开河,他则沉稳多思,那时我就发现,当我们谈到什么时,他总是深思熟虑,随时凝练自己的判断和见解。他苦读不辍,对新锐的知识永远敏感。他是第一个向我介绍博尔赫斯、格雷厄姆•格林和布鲁诺•舒尔茨的人,这在今天都是平常名字了,当年可了不得。至今我还记得《玫瑰色街角的男人》带给我的小小冲击。那会儿你连博尔赫斯和舒尔茨的书都找不到,只能在图书馆的期刊中搜寻零散的翻译篇目。它们藏在各种奇怪的犄角旮旯里,我一篇都找不到,可是王东总能像只猎犬一样找到每一篇。这大概得益于他是一个侦探小说的贪婪读者。没错,他是个广闻博识、兴趣泛滥如洪水的人物。这样的人,当他正值20岁、22岁的年岁,自然充满豪气,志气不凡。那时王东总是说,将来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于我,可以做他的嘉宾,或者做记者给他照相。这话我可不要听,不是因为他把我置于一个次要的位置,而是因为听了豪言不好意思。可是他特别好意思说。
这样一个人,去了日本,他的志向就与他的题材阻隔了。如今他写了这样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就占了便宜。它也卖时价是不是?并没有因为作者的见识文笔而多卖两块。等什么时候再见到王东,我要报复他,如果他不为当年视我为扈从而道歉,我就要在北京的某间饭馆里给他举行一个颁奖仪式。你知道,玩笑精神正是岁月的赐予。至此我感慨已多,刹住了,你买了这本书,等不及看正文了。希望王东的这些累积了15年的经验和更久的见识的文字广受赏识。
本报获知,本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列为刑拘在逃人员,进行网上通缉。针对此事件,本报现发表声明如下:
一、本报记者仇子明因对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常新闻报道而被网上通缉,本报深感震惊,对记者仇子明及其家属的状况深感担忧。作为负责任的媒体,本报一向秉持理性、建设性的报道理念,我们相信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应为仇子明和所有记者所遵循;
二、作为公众公司,凯恩股份负有准确、完整和充分信息披露的义务,公众享有知情权,媒体有合法正当的舆论监督权力。在报道过程中,相关当事人和记者多次受到利诱、威胁。对于有人试图借助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威胁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我们表示强烈谴责;
三、当地公安机关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应该审慎合法行使公权力,维护公民权利;
四、本报正在向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等机构申诉,反映相关情况,并呼吁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采取维权行动,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采访和报道权,保护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五、本报感谢公众和媒体同仁对本报和本报记者的关心和支持,并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捍卫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正当采访报道权,共同维护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
经济观察报社
最近一个月没有更新,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本人也正在赶新的小说,会在9月出版,前几天去香港书展,长望着维港,更觉得应该有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虽然他人无德无能,但我又何德何能,我深感忧虑,何以解愁,唯有作品。
在我没有更新的时间里,很多朋友帮我写了不少文章,有谈论我的祖国的,有谈论我的女人的,我很欣慰,文笔都不错,但再不错,这事还是不需要别人代劳了。我的祖国,依然那样,前些时间因为大旱还捐了西南一些井,井还没打,洪水了。看来真是一个什么都有时效性的年代。我的情事,它没有时效性。不过还是留在我的回忆录里罢了,读罢也许你们便知,其实这才是我写的小说。但那要求我必须自然老死,否则我哪知什么时候该动笔。
独唱团的第二期会在8月30日左右上市。在第一期上市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但最终没有发表,因为当时已经很喧闹,我想作为一个主编,不应该去强说些什么,等到未来几期上市以后,时效过去,才好和大家平静面对。至于这里,过几天再回来。
性福的观音菩萨
张鸣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很有点亵渎神灵,不,菩萨的意味。不过,亵渎菩萨的其实不是我,而是号称观音故里的四川遂宁。那里,举行了观音选美。三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妙龄佳丽,各展身姿和才艺,竞争三个代言观音的位置。现代的观音,就在比基尼的展示和三围与脸蛋的比拼中诞生了。同样竞争观音故里的,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河南平顶山,一个是新疆的昌吉。只是这两个地方创意不足,没想到打美女牌,不用说,只能甘拜下风。
没错,观音菩萨在中国的形象,的确是个美女。汉传佛教各个寺庙,但凡有观音的,大抵如此。不过,如果到过雍和宫,看过藏传佛教的观音,就会发现那里作为的八大菩萨之一的观音,其实是个男身。在西土传来的佛教典籍里,观音菩萨是转轮王子,出家修道,在佛前发愿,立志拯救众生。 按小乘佛教,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简称,属于摆脱轮回的四圣道之一,仅次于佛的一个位置,而对于大乘而言,众生得到解脱,未必要苦苦修炼,于是追随菩萨,也是途径之一,所以昔日的转轮王子,就成为凭借之一, 观音的来由,就变成了这样:王子化为佛前常侍的两菩萨之一,因众生观其声音,即得解脱,故曰观世音。
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在民间最受人们尊崇的菩萨,就是观音。在南方,惟有妈祖娘娘可以与之相比。但是,中国人膜拜的观音,却是女子形象。当然,按大乘佛教的说法,菩萨原本可以有各种化身,变成美女,也无足怪。只是,中国没有人把女性的观音当化身看的,几乎是把她钉死在女性形象上,强行做了变性手术,说起来,还是有点与众不同。显然,国人喜欢女神(我说的国人眼里的意思)。
其实,中国的观音,细分起来应该是两途,两个不尽相同的形象。一种是绝对妩媚的美女,带有很强的性意味,有的形象甚至有些暴露。这种形象的来源,是马郎观音。关于马郎观音,都说是有马郎妇,美艳绝伦,但一说是征婚,精通佛经者入选,最后马郎独占花魁,最后被点化皈依我佛。一说是跟人交媾,凡交媾者从此永绝其淫,最后也向佛了。不消说,艳美的马郎妇,就是观音的化身,通过性来点化众生的。第二种形象,虽然也是女身,但跟性关系不大。说是西土妙庄王的公主,舍身救父,得成菩萨,进而救苦救难,千手千眼,大慈大悲。后世像螃蟹似的千手千眼观音,就是这一派。而鱼蓝观音,则介于两派之间。
观音由男变女,是佛教中国化的一部分。驱动者当然是躁动的民众,他们一方面期望救苦救难的菩萨是女性(大概是觉得女性心软好求),同时还模模糊糊地对这个救苦救难的菩萨,有那么点性的欲求。在民间,观音的形象,就是这样的混合体。过去很多民谣,拍自己恋人的马屁,都说她是观音转世,沈从文小说里湘西水手夸自己喜欢的婊子,居然也说她像观音。显然,当下的四川遂宁,已经把多少年来国人希冀于观音的性福感,夸张到了极致,大张旗鼓地选美,选出来三个漂亮mm,搔首弄姿,做现代活观音,让观音故里的招牌,在多少人的意淫中得以闪亮发光。
只是,最早变成女身的中国式观音的马郎观音,发生地在延州,即今天的延安。而传说中的妙庄王,跟转轮王一样,都是西土的,这个西土可不是今日西边遂宁或者昌吉,地点在印度。所以说,真正有资格出来争观音故里的地方,应该是延安,而现在出来争的,都根本不相干。也就是说,就算是要打性福观音的牌,也轮不到遂宁。
眼下,旅游似乎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一个亮点。打历史文化牌,据说是特色旅游的要点,如果文化牌能打出美女来,再带点性的隐喻,那简直就是王牌,可以通吃的。历史上但凡有名的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赵飞燕、杨玉环等等都被开发殆尽,连小说上的潘金莲也跟着西门大官人一并大火。事已至此,向来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怎么可能被闲置,当然,要开发,也只能向性的方向着手,于是,观音选美就这样粉墨登场。在这样举国性福的时刻,出来告诉人们,其实,你们选的那个观音,本该是男的,我知道,这叫标准的煞风景。
周日下午单向街书店和凤凰读书频道的活动增加一个嘉宾,邓科,南方周末北京新闻中心主任。《佛祖在一号线》书中有一篇专栏《亦将有感于斯文》,曾提到过他。
活动请嘉宾也好,书的封底推荐语也好,都有同一个原则,人选只出自第一财经周刊、南方周末和GQ杂志三家,因为我的专栏是在他们那儿发的,他们是编辑,看过,不是无干人等。我也知道,不管是在封底还是在活动现场,他们肯定说好话,但是我尽量从人选上保证这好话不全是基于友情的瞎掰,有一说一点二,不至于有一说六百三十八。
原来的嘉宾,GQ编辑总监王锋,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这次活动。想跟王锋交流的同学请等下一次机会。
谢谢。
警察打人的魔咒
张鸣
六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逮住一个老妇人就打,暴打持续了16分钟,老妇人浑身是伤,成了脑震荡,多处重伤。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夜深的野巷,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湖北省委门口。打人的是武昌公安局住省委的公安便衣,而被打的人,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一个副厅级官员的夫人。事发之后,武昌公安局的负责人前来医院道歉,一叠连声地说误会了,意思是打错人了。被旁边人的当场质问,难道打老百姓就不错了吗?
现在警察打人,与其说是痼疾,不如说是一种魔咒。人见人恨,人听人怒。在大街上,如果有人抢你的包,喊抢劫了没有人理,喊杀人了,也许还是没有人理,但是要喊警察打人了!马上就会涌出来成百上千的人。窃贼不仅走不了,而且还会挨一顿好揍。其实,警察好的也是有的,全都陷在魔咒里,其实是被冤枉了,但却总有害群之马,让他们出不来。
按常理推论,副主任夫人莫名其妙挨打,肯定是发生了某种误会,多半是这些便衣,把夫人当成了上访人员,很可能是某个长期缠访跟副主任夫人年龄相近的老妇人。这些便衣,驻扎在这里,也许就是为了截访,或者用说是强力制止上访。但既然能不加分辨,上来就打,说明这种打人的事,对这些人早就是家常便饭,已经打顺手了。然而,警察打人,也许已经不是新闻了,这不,开封的警察,无缘无故,把一个明明是受害者的归国华侨也给打了。
据老辈人说,文革前,其实警察的形象还好,但文革以后,警察打人就成了人们的一种刻板印象。小时候的感觉,似乎进了警察局和派出所,就意味着要挨打。其实,后来我们知道,那恰是因为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破坏的恶果。可是,恶果并没有消失,到现在为止,好多地方吓唬孩子,首选的话就是:警察来了。过去是大灰狼止小儿啼,恶魔止小儿啼,现在则是警察止小儿啼。不消说,能止小儿啼的警察,就是恶人。当然不是所有的警察都这样恶,但是,恰是恶的警察形象传播的广。
古代社会,没有警察,警察的活儿,是衙役中的捕快干的。捕快的政治地位是贱民,比一般的农民还低,官府每每不把他们当人,案件破不了,就当众扒下裤子打他们的板子。但是,在老百姓眼里,捕快实际上则是老爷,威风得紧。这种反差,使得做这个行当的人,心理相当扭曲。所以,自古以来,捕快的恶,至少是不与人为善,是有名的。打人、骂人,在他们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是牟利的工具。把人拿来,关在班房里,就是靠打骂折磨,才能尽可能多地从人犯(很多时候是冤枉的)家属那里榨出钱来。晚清学西方兴办警察,原本就有校正衙役弊端的意思,但是,时间一长,民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衙役的老毛病再次发作,警察形象复归可恨。
现在警察打人的恶习,肯定有传统的积习,但也跟很多地方滥用警力有关。什么事情,都用警察,把警察放在恶人的位置上。而执行本不该执行的任务的警察也把自己当了捕快,就认一个“打”字。我们不知道,湖北省委里的警察如此截访,是不是得到了上级的默许。但是,让警察截访和截访的警察想没想过,警察年复一年地陷在打人的魔咒里出不来,把警民矛盾弄到如此激化,以后怎么办?
【单向街·沙龙】第三百零二期 + 【凤凰网读书会】 第十三期
主题:读一点不重要的小文章
开始时间: 7月25日 周日 15:00
结束时间: 7月25日 周日 17:00
地点: 北京 朝阳区朝阳公园路6号院蓝色港湾11号楼rs-16号
主办方: 单向街·图书馆
凤凰网读书会
组织者: 小武 楠楠
类型: 讲座/沙龙
嘉宾:李海鹏 王锋(智族GQ》编辑总监) 伊险峰(《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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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别人的文章都很重要,“不重要的小文章 ”主要是指这个:
《佛祖在一号线》
作者: 李海鹏
定价: 25.0
出版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年: 2010年06月
真正的出版方是魔铁公司属下的文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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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和GQ都是很好的杂志,王锋和伊险峰呢,虽说是当领导的,人品难免输给我们平民
但是人都NICE(这个词长得真像NIKE),都是聪明、职业的媒体人
去的人可以跟他们丫聊聊
我好在旁边喝水
我好像可以喝免费的水
你们要喝得买
勿谓言之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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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可至:
卓越亚马逊: [www.amazon.cn]
他们把这书归到小说类里头去了
他们把这书归到新闻传播出版里头去了
预定签名书到单向街书店淘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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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和查看读后感,评价,查看好评度,请至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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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Organizer:小武/Xiao Wu
书店电话/tel:010-5905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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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向街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除特别注明外,由单向街主办的系列“单向街·沙龙”均为开放性的免费活动,不收取门票。)
(Note: One Way Street dedicates itself to providing a public space
of intellectual and culture life. Unless specially notified, all
“One Way Street Library ·Book Talk” events are open for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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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佛祖在一号线》后记
这些小文章来自我在《第一财经周刊》、《南方周末》和《智族GQ》上的专栏。专栏这东西,要么讲社会,要么谈生活,要么逗个乐子,我是兼而有之。写了这么多,抱负却谈不上。对于社会,我没有研究,卑之无甚高论,所依凭者无非庄子所言之“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不过我想,就我谈及的这些简单又基本的问题而言,这也够了。我只是凭着天性来判断是非。至于“散文”这种文体,我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兴趣,老话儿讲,壮夫不为也。
我想这些小文章的略微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有一种声音,发出声音的家伙还算机灵,幼稚又天真,有着执拗的主心骨,察觉了生活的荒诞,养成了滑稽和嘲讽的态度。他是个嘴巴里含了一颗糖,就敢于嘲笑世界的家伙。除了正义、智识、艺术和灵魂之外,简直没有什么值得他去尊重,倘若有人胆敢冒犯这四样,他却要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绕着圈子说话,吹着口哨骂人。他也并不庄重其事地对待这些文章。有时写得糟糕,他也不在乎。有时写得还行,他就得寸进尺,正谈着严肃的话题,却开始意淫,允许自己孟浪上几百字,然后并不害臊地兜回来。倘若你称之为混账,他又会自得其乐,如获奖章。此人写了这近70篇文章,相信能让你笑上210回,可是说有多么机智,却未必,这幽默感多半来自于“有钱难买我乐意”的态度。
这个人并不等于我,他是这些文章的叙述者,只是我心灵的一隅。可是他的态度,我却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本。我是个自然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这两个主义都不复杂,在这些小文之中尤其浅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便是我的起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是我的终点。
古人写文章讲究药石之论,与之相比,这些文字恐怕轻薄无行。可是我觉得它们也蛮严肃。打个比方说,这些文章就是一条爱嘘嘘的狗的旅途。这条狗就是我,每当见到一块不喜欢的石碑,它就抬起后腿冲它撒尿。这一路上它尿了好多块巍峨岸然的石碑,为首的有4块,第一块是“威胁自由的一切”,第二块是“投机主义”,第三块是“工具理性”,第四块是“没教养”。讨厌的石碑多如牛毛,只是由于秉性,它最厌憎这4块罢了。有趣的是,倘若向历史的深处探一探头,你便会闻到,整个的人类文明史都散发出此类狗尿的逶迤不绝的气味。
这里的多数文章的主题其实就是胡适先生的一句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公允而言,这句话也“无甚高论”,无非常识罢了。可是在这个国家,自其发表80年来,论清醒、友善、要紧,我看没有第二句可比。我想要美好的个人生活,也想要一个美好的社会,如何实现呢?我不了解别的方法,只懂得写些小文章,令其蕴含类似的真理,那么我就这么做了。它们有用吗?我不知道。我也不喜欢计较有用没用。这本来就是用一根针挖井的工作。
在《智族GQ》上发表的几篇不在此列。我在那几篇里写到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就像描述某种树木,我想牵绕其上的花叶还算好看。遇到了小小的见识的花火,无足轻重的灵魂的闪亮,我也以本真和不做作的态度写出。我觉得坦率也是一种级别,找到好句子也是一种自由。
谢谢伊险峰、刘荻、姚晨晖、陈明洋、马莉、王锋、赵小萌和困困。我不想写专栏,觉得它不重要,与自我期许不符,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要求和催促,我很可能就茫然四顾,什么都没写了。
冯尼古特讲过一个小故事,1944年,作为战俘,他经历了德累斯顿大轰炸,盟军的空袭杀死了十三万五千人。他想,“什么是地狱?”多年以后,他再度造访德累斯顿,它坠入历史的迷宫,属于前东德了。他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感慨话当年。他回美国之后,出租车司机写来了信,问候他,结尾还挺俏皮,“愿有一天在自由世界的出租车里相逢。”我喜欢这种苦难中的风度。这也正是我想对各位读者说的话。我相信自由是普世价值,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该以此为目标,而一切美好之事都是自由的变体。那么,我这个出租车司机算是兼职,诸位也是过客,在这时代丕变的下午,有缘载了诸位一程,深以为幸。还请谅解我的爱说笑话和不大遵守交通规则的风格。
方舟评论
市场经济的鸭,抑或新重商主义的鸡?
本报评论员笑蜀
有句美国俗话说,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就是一只鸭子。这其实是典型的美国逻辑,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它未必就真的是鸭子,而很可能是一只鸡。
中国的市场经济跟新重商主义,正好是这种关系。有个东西,走起来像市场经济,叫起来像市场经济,但它无论如何不是市场经济,而不过是新重商主义这个计划经济的变种而已。
近日出席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就不巧邂逅了新重商主义这只鸡,大感惊诧。他不客气地批评大陆景点观光费用太高,尤其反感大陆几乎所有的寺庙都收费。他说,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寺庙等历史景点 ……
……
序
换个姿势做天才
BY 伊险峰(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
2007年年底,筹备《第一财经周刊》的时候,我邀请海鹏加盟——有那么几天他似乎动了一点心思,我还跑到他家里一趟去游说,当然最后依惯例,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作为折中方案,他答应给我开一个专栏,两年多下来,大概有五十余篇,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来自于这个专栏。
专栏名字开始叫“公司人”,写了大半年,有读者抗议,这专栏跟公司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改名叫“涂鸦”,取了个很正式的英文名字“critique”。涂鸦,是我的主意,在我看来,这个行为对权威和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味道,与主流保持着很好的距离,更关键的是它很快活,很自由。
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是有海鹏在写。海鹏为自己写的这些文章定位为“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他很谦逊地说:“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但我是一个编辑,我知道找到一个睿智、幽默的专栏作家可能并不会太难,但是找到一个能如此尊重并且理解汉语,还能优雅运用的人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请海鹏给《第一财经周刊》写专栏,可能是我在这本杂志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这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
就像有海鹏这个朋友,也应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事件吧?我加入了豆瓣上的“李海鹏小组”,看到他那么受人喜爱,作为朋友,我免不了有的时候也要沾沾自喜一下。
认识海鹏,是在1994年世界杯的时候,有报纸约我们写球评,那个时候他大三,我已经毕业。此前知道这个人,是个“写诗的”——在海鹏经常以L大名之的辽宁大学,诗人就是这么被称呼的。这很显然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称呼,再加上他的瘦和白透着的那股神经质的劲头,他应该不那么招人待见,当然这只是我的想像。
熟悉起来是在1996年,我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欧洲杯。忘了是哪个人看好动漫产业的未来,海鹏、我还有浪打郎(本名是张恩超,现在是榕树下网站的总裁)决定一起做个动漫的脚本,主人公叫小派,是一个不那么喜欢被管理的蜡笔小新一样的小男孩,最后他飞了起来——我们满脑子都是各种卡通的画面,一个自由的、犀利的、有着幽默感的孩子在天上飞。
那个存在一台破电脑里的脚本再也找不到了。我想最后那个画面让我和海鹏都记忆深刻,应该是2001年吧,海鹏写《做天才》,这一次飞起来的是浪打郎,“只见在10月的天空下,一个名叫浪打郎同学的UFO长发飘飘,裤衩飘飘,在空气中游啊,游啊,高过了阳光刺破的云层,去到芳香幽深的所在,一个做天才者如此执著的飞行,世俗的上帝再也阻止不了了。小鸟贝阿特里齐啊,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1998年的时候,我是他的编辑,基本上也是每周约一篇稿,那时候他已经展现了拖稿的天赋,我开始饱受他的折磨,经常逼到要做版的时候,他写一页传过来一页,有那么十几分钟的功夫写完,传完。
2000年底,我到北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海鹏、关军、浪打郎都到了北京。那两年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时光了吧,每周踢一次球,吃饭扯淡,某一次他心血来潮还在朝阳公园蹦了一次极,一直到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没有约稿折磨,除了有一次我约他写了一篇《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
好时光总会结束。那段时间先是浪打郎去了广州,然后关军也去了广州,我去了上海,海鹏一个人留在北京,他们仨都加盟了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对海鹏的改变很大,怎么说呢,他喜欢谈些大问题了,他说他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人的天性在这个阶段被激发出来。他转过身就变成了我们原来谁也想不到的“中国最好的记者”。几乎所有人认识的海鹏都是那个写着漂亮报道的人。
到了2008年底,他离开南方周末去了GQ,海鹏的前同事林楚方很沉痛地跟我说,这是新闻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说,我看过海鹏在沈阳编过的杂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杂志之一——他是写报道的天才,换个神秘的姿势一样可以做天才。
直到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说吃饭,在一个火锅店里,他说他又辞职了,打算写小说了。他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可能是他最该做的事,并且是他最爱做的那个天才。
写这个序,于我是件伤感的事。把这些结集之后,海鹏说再不要写专栏了——《第一财经周刊》上面也不再会有这么漂亮的涂鸦文字了。但再想,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大部分东西都会消逝掉的,但海鹏的这些文字会留下来就够了。
当众人都跪的时候……
张鸣
国人对下跪,情有独钟。喊冤的时候跪,情有可原,但更多的时候,是畏惧的跪,屈从的跪,马屁的跪。民国废跪拜礼,大家都不大习惯,所以,不久袁世凯称帝了。称帝之后的袁朝,不好意思一下子复辟,改革礼仪,变三跪九叩为九鞠躬。当时孙宝琦为国务卿,率领百官朝拜,他按规矩来,九鞠躬,而身后众官呼啦啦悉数跪倒,依旧三跪九叩。众人皆跪他独立,弄得他反倒像清朝朝拜中旁立的太监。袁世凯的老朋友中,严修和张一麐对袁称帝有异议。严修民国后没有做官,无需上朝,但张一麐久在袁幕,新朝礼拜,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正式朝拜可免,但旧幕便殿入觐,总不能不去。见了之后,张一麐九鞠躬,但其他人都三跪九叩,礼毕,大家对他怒目而视,过后都不乐意搭理他。
都说众人皆醉我醒难,其实并不难,大不了装醉就是。从来历史不乏没醉装醉之人,表面上看,也是醉的一塌糊涂。有时候,即使装的不像也不要紧,只要不站出来扫大家的兴,没人会追究。可是,众人皆跪你独立,就很麻烦了。固然国人喜欢跪拜,但是没来由的,也没有平白干这种矮人一头的事的人。非自家长辈,倒身下跪,不是有求于人,就是有惧于人,再不就是特别的崇拜某人。用这种国粹式的特别方式,表达自己的恭顺和崇敬。大家都跪,一人独立,意味着这人跟大家都不一样,也意味着他在跟大家过不去,对着干,出大家的丑。尤其在袁世凯称帝,众人其实未必真的以为然,却竞相表示臣服的当口,相当多的人,其实跪也是假跪,但毕竟都跪了。有人不跪,等于当众揭了大家的老底,那点见不得人的老底——不恨他才怪。
所以,特行独立,公开坚持己见。表面上是鹤立鸡群,实则众矢之的。随大流安全,随大流保险,随大流也容易。不良的商家,常常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操纵市场,诱人入彀。楼市也好,股市也好,没有众多的散户,炒家挣谁的银子?但更喜欢人们随大流的,还是当政者。如果能让人们因崇拜领袖的卡里斯马权威顺从最好,如果不能,就得通过某种方式让人恐惧。只要人们感到恐惧,就得顺从,就得下跪。重庆警界黑老大文强,觉得部下不够顺从,叫来喝问:站着说还是跪着说!?部下只能跪着说。虽然说,在现实世界中,跪拜之礼已经不多见了。即使那些热衷恢复古礼的学者,也不敢贸然鼓吹恢复跪拜,只是让部下在接受领导召唤的时候,务必趋行,即弯腰躬背一溜小跑。但是,人们依然在跪拜,用恭顺的眼神,用恭顺的言辞在跪拜。谄媚的时候,人人都喜欢把自己降得很低,恨不得低到尘埃里。一个大一点的单位,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一把手出来往往前呼后拥,呼拥者无非是在跪拜,无跪之跪。如果这单位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县,那么更是可怕。有些县太爷出行,地动山摇,要脱大衣,只消一伸胳膊,就自然有人会给他把大衣轻轻脱下接走。他一进会场,众人全体起立,他不落座,没有人敢把屁股挨在椅子上。
这样的氛围,实际上也是跪拜者造出来的。在现代社会,其实多数人都知道跪拜、谄媚、拍马屁丢人,但该跪的时候,大家都跪。木讷之辈,固然讨厌那些勤于献媚之徒,但他们最恨的,还是极少数坚持不跪的人,因为他们的不跪,反衬出了自己的卑劣和胆怯。当然,最恨不跪者的,还是有权人。有些打击报复的案例,其实不是被打击者惹了谁,而仅仅是他们不顺从,不肯下跪。在当权者眼里,不跪,就意味者不臣,甚至不轨。生怕群起效尤,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环境。其实,他们多虑了,只要他们的权势在,威风在,敢于不跪的人,没有市场。
在众人一片谄媚逢迎中,袁世凯做了皇帝,也在众人一片翻脸声中,他取消了帝制,病入膏肓。在他垂死之际,他的两个老朋友严修和张一麐来了,袁世凯对他们说,所有人中,只有这两位朋友淡泊名利,从来不提官爵之事,非常后悔没有听他们的话,至有今日。可是,这个时候,什么都晚了,众人已经在琢磨跪下一个了。
仅有石油教育似乎还不够
张鸣
陕北的吴起,是革命老区,但却是个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这个穷地方,因为有了石油,而且本世纪以来能源价格的飞涨,而变得富有起来。不像其他资源型的地区,一旦富起来,首先的变化是政府大楼,宽大的广场加上笔直的马路这样的政绩工程,吴起县的做法,是大办全民免费教育,不仅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免费,而且成人的技术培训也一律免费。吴起县的中小学,无论硬件软件,在同等级的学校中,都是一流的。吴起县的农民,出去参加各种技校学习,都由县里负责学费。
富了,知道办教育,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尤其在全国铺天盖地大建办公楼的热潮中,办教育的实事,尤其难能可贵。不用说,把钱投到孩子的教育上,比投到那些大而无当的政绩工程上,花在三公消费上,品格有天壤之别,境界有天壤之别。这样的做法,理所应当在全国推广。
当然,吴起县的做法,是一个石油强县才能做到的事。巨大的石油财富,给了这个昔日的贫困县以财政上的底气。据说,由于陕北的油田开采,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由于有过民企的掺和,所以,垄断央企对地方特别优惠,所以陕北地方从石油中拿到的份额,比其它地方要多。因此,吴起才这么财大气粗。其他吃饭财政的地方,无论如何都学不来吴起。尽管如果把每县万人甚至几万吃财政饭的人大幅度精简下来(从实际的政务上是有利的),也许免费教育也可以做到。但是,这样的精简,有哪个神人可以办得到呢?所以,从现实角度考虑,吴起的做法,暂时无法复制,但并不意味着免费教育不应成为一个目标,如果大家都能学学吴起县,把政府的花费减一减,减而又减,时间长了,也许各县的孩子就有福了。
当然,这样的希望,也许只是一个愿景。我现在想说的是,吴起县的福利,其实还能做得更好一点,比如向住房和医疗延伸。事实上,我们在相关的报道中发现,即使在现在,吴起县的一些农民,日子过得还相当窘迫,如果没有县里的免费教育,还有的家庭孩子上不起学,即使已经可以免费上学了,孩子上大学的钱,家长还在凑。也就是说,尽管人们说陕北的石油满地流,但第一富的是垄断央企,然后就是当地政府,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农民,却没有得到多少分润。一地出产资源的好处,这个地方的百姓得不到多少,有时还反遭资源开发导致环境破坏之害,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事儿了。陕北由于地位特殊,地方政府分得多一点,赶上像吴起县这一届的地方官比较有良心,还能把政府得到的钱,拿出来办教育,施惠于民。其他地方,我们看到的,当地人往往只有资源开发之害,而无其利。无论从哪个道理上讲,拥有资源的当地百姓,都理所应当多分一点。民富了,民才有余力想其他事情。连教育,他们也可以自己办,不必等政府的恩惠。当然,民富了,也才有发展除资源开发之外的产业的可能性,不等政府招商,民间的消费力,自然会引得其他产业进来。总之,不要什么钱都集中到政府手里,闹得国富民穷,政府有个好领导人也许还能办点好事,赶上一个不怎么样的,也许钱都给糟蹋了,就像内蒙的鄂尔多斯建鬼城一样,造成巨大的浪费。
7月4号有桩大新闻,马英九专程拜会陈树菊,从她手上一气买了价值两万台币的青菜,成为陈树菊最大的客户。他并盛赞陈树菊是台湾的“爱心大使”,展现了台湾人的善良,展现了台湾的软实力。
陈树菊是台东的一个菜贩。“钱,要给需要的人才有用。”是她的毕生信念。她省吃俭用,把结余下来的1000多万台币(约合人民币214万)全部捐给了孤儿院、学校、儿童基金会。这感动了世界,陈树菊得以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于今年5月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台领奖。
陈树菊就此成为传奇。但是,世界皆惊,她自己却依然那样淡定而从容。她最珍重的始终只是她的小菜摊。在美国领奖期间,她最牵挂的 ……
……
从富二代的衰相到富二代培训的乱局
张鸣
民营企业的第二代,良莠不齐。优秀的也有,毕业于海外名校,干脆在海外创业者不乏其人。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很低调,人们看不见,即使偶尔看见了也视而不见。日常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往往是开着豪车到处飙车,上娱乐节目耀富的富二代。不过,据专门的研究者讲,总的来说,富二代不不尽如人意者的比例不低。中国人传统的富不出三代的魔咒,还没有被打破。古代有个故事,说一个富人造屋,房子造好之后,请工匠坐上席,让自己的儿子们坐下面。人家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工匠是造屋的,而儿子们是卖屋的。应该说,老子挣钱儿子败家的中国特色的故事,到今天并没有讲完。作为富一代的人们,当然不想在自己的家族里,把这个故事接着讲下去,于是就有了各种名目的富二代培训。
有需求就有市场,据说,现在富二代培训市场已经很大了。有的地方党校捷足先登,老早就开办了富二代培训班,然后各色人等跟上,有的看名头,还比较靠谱,挂靠在名牌大学的名下,虽然细打听无非是继续教育学院。有的则打名人牌,于丹、王立群这样的百家讲坛名师,都成了招徕富二代的诱饵,其实能否把这些人请到,还真没准。教的课程,五花八门,有点企业管理知识,但更多的是如何扎领带,穿袜子的礼仪,儒释道三家精髓,还有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的培训班还组织富二代上井冈山,殊不知,这一套当年都是用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富二代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个个都是斗争对象。反正不管教什么,都是外面请,请来谁算谁。一个培训班,正经的讲师,只有一个,还兼做收费工作人员。但不管多乱,或者多滥,每个班的收费都不低,少说5、6万,多则几十万。
好在富二代连同他们的父母,都是人傻钱多,所以引得各方面的苍蝇乱飞。富一代好多人出身草根,好多人没受过大学教育,在自己那一行里都是人精,可一谈到教育,就成了傻子。富二代培训市场的乱象,就是因为需求大,而明白人少,才有了这副模样。尽管培训班这么乱,据说好些富二代都能随遇而安,说是即使学不到什么,但可以借此建立一个人脉关系,认识好些来自各地的富二代,以后接班时,碰到难处,可以互相帮忙。其实,笔者在很多名校的EMBA班上,听学员讲的也是这一套,不期望学到什么,只指望建立一个人脉关系。
其实,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既然富一代有心让孩子学点什么,而且富二代也有心向学,为何不找点明白人,找个靠谱点的学校,花钱请他们办个暑期班之类的培训呢?非要吃这种野鸡培训业骗,几万、几十万的钱砸进去,只换来认识几个同学的结果,这样的账,我们的民企精英居然算不来,真咄咄怪事。
中国的培训业,很早就乱象丛生,但乱象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培训的人,并不在乎学点什么。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以做样子为主,玩形式为主,没有人来真的,人们也不怎么接受真的。即使上大学,读研究生,很多人也无非冲着文凭去的,培训就更无所谓了。
说了好几回闲话了,不说了。我看福建那三个网民传播女子被轮奸致死的事被判有期徒刑的新闻,觉得在有这种事的世界上,我还说女的该不该看球之类的,还说朝鲜什么的,真是吃饱了撑的。传播消息,就算错误的消息,能判刑?这法院太牛了。政府法院之类的真厉害,就算你想庸俗一会儿,他们也要干点儿什么,提醒你安于庸俗就是短视。
我觉得,何必这么仁慈,直接枪毙得了。
专栏集这几天就要上市了,叫《佛祖在一号线》。希望我不至于因为发布了这个小消息被福州市的什么法院判刑啊。
这个名字源自1945年来自台湾吴浊流先生的一部小说,当时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小说描写的是当时的一个台湾知识分子在台湾被日本人欺负,在中国又被歧视的凄惨命运。后来这个名词被用于形容国民党第8军709团和第26军278团在中缅边境的故事,为此香港还拍摄过一部电影,罗大佑也为此写过一首歌,说是描写当时的中南半岛,也就是我们说的云南缅甸老挝那一块,当然,罗大佑写那样的歌词和那个时候台湾在国际上的尴尬位置也有关系,但现如今,上面所有的国家地区其实只能算是亚细亚的问题儿童,甚至有的还成为了亚细亚的好孩子,真正的亚细亚的孤儿——朝鲜。
上个星期我看了世界杯朝鲜对巴西的比赛,我一直对这场比赛非常期待,一方面我个人很喜欢南美足球,一方面朝鲜实在太神秘了,我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朝鲜这些球员回国以后会不会被枪毙啊,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我一看朝鲜队的上半场比赛,我明白了,和朋友开玩笑说其实朝鲜队一直拥有世界杯出线的实力,但因为历届世界杯都是在发达国家举办,所以不方便出线,这次在南非举办,南非贫富差距大,朝鲜政府就能把朝鲜队往南非贫民窟里一扔,说,你看,这就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于是,金正日将军决定,这次可以出线。第一场球,他们踢的很感染人,而且踢的非常的干净,从不一碰就倒,也不拉拉扯扯,滚倒了马上就爬起来。无论是处于对弱者的同情还是同为亚洲人的感情,我都感同身受,在他们终于打进一个球以后,我非常高兴,当然,我也告诉朋友们,千万不能因为喜欢朝鲜队员和朝鲜人民而爱屋及乌,喜欢上金正日和主体思想。后来第二场,很多朋友看好朝鲜,认为朝鲜甚至能爆冷干掉葡萄牙,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类似的国家无论干什么事情,一旦没扛住,崩溃起来就是一泻千里。7比0以后,很多朋友又开始为朝鲜队队员回国以后的命运担忧。
作为邻国,朝鲜一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很多人幼稚的认为朝鲜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们的国家信仰号称一致,这个观点非常奇怪,就好比你我都是阿根廷球迷,你我就必须是好朋友一样。当然,最后大家发现,这两个其实都是伪阿根廷球迷,只是大家的伪法不同。也有朋友幼稚的认为,就算再发生战争我们必须帮助朝鲜,因为我们不能让资本主义国家和我们直接相邻,而当年的那场战争,我们为了朝鲜人民,损失也非常惨重。这个观点也很奇怪,谁说两个曾经信春哥就一定不会打起来,而且朝鲜人民是否感谢我们也很难说。万一朝韩战争爆发,人家朝鲜冲韩国扔几个核弹,结果战争又打输了,韩国遭受了核污染,弄不好像踢足球一样,两个国家以三八线为中线换个边。其实我们接壤着什么政治信仰的国家并不重要,现代战争也早就无所谓这些,关键是我们旁边的国家是否文明,我们自己是否文明。
朝鲜有着还算丰富的自然资源,非常合理的人口总数,还算不错的民族精神,按理来说,这样一个国家要搞成这么穷还挺不容易的,有些人把朝鲜的贫穷归结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制裁,我想他们未必了解这个国家,当然,我们也未必了解这个国家,但是,当资讯已经如此发达的时候,一个国家还这么难以让人了解,而这个国家的人民更不能够了解世界,否则就会冒着被枪毙的风险,自然这个国家一定是贫穷的。信息越封锁,国家越落后,这是一定的。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极度独裁人民被高度洗脑的国家的名字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和上世纪70年代血腥独裁仅仅四年时间就导致自己国家五分之一人口死亡的红色高棉政权管自己叫“民主柬埔寨”有的一拼,我估计他们念自己国家的全名的时候是他们唯一能说起民主的时候。
别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我国的内政我们不能评论,于是我们只能去评论评论别国的内政。我总是以五十步盼百步的心情,期待着朝鲜融入这个世界里,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哪怕就像我们那样,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左顾右盼,说东去西,至少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也再不会抚摸着领袖的像章含泪起舞。所有人都服从于某一个人或者一个观点从来不是判断一个国家和政权好坏的标准。其实到了今天,什么主义,什么精神,什么旗帜,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几十年前,我们总是在纠结,权力到底要落在什么阶级的人手里,事实上,权力掌握在什么阶级的人的手里都不重要,任何获得权力的人自然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从来就没有谁可以论证他们天然和必然的会去维护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
最后献给大家这首罗大佑所作的我一直很喜欢的歌曲的歌词,《亚细亚的孤儿》,我们希望朝鲜人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至少不再饥饿。我们也告诫我们自己,苦海再无涯,回头不是岸。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
这是什么真理
嫣牛博有个读者留言说:“奇怪的是总说让足球的归足球,政治的归政治。但是评论却少有单纯从足球出发的,似乎这年头什么事情都要挖掘一下才显得自己是那个独醒的人。”还有人说,“乱扯什么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我看你疑似神经错乱。 ”还有人说,“装逼”。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是黑社会划地盘呢,你们只是球迷而已,少来这套。我自己的游戏规则,是你们能定的吗?我爱说什么说什么,管不着。至于我是不是为了“显得”,是不是“装逼”,随你们认为。我始终觉得,“装逼”是人权之一种,惟不见容于野蛮的闲人。一个翩翩少年,穿短袖戴围巾,马路边的流氓就义愤填膺,他装逼!要打人家。这正是野蛮人的习气:凡事都想拉平。谁也别自作聪明,谁也别显摆,谁都不许脱离群众,否则我就要收拾你,我收拾不了你,肯定也有人收拾得了你,等有人收拾了你,我就要在旁边跳着脚叫好——古之所谓和其光,同其尘,今之所谓莫装逼,装逼遭雷劈。
我的看法是,知识分子永远是“装逼”的,不在这儿“装逼”,就在那儿“装逼”,不是这么“装逼”,就是那么“装逼”,你觉得有的人好像不“装逼”,那是你傻,你没看出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是想让他们不“装逼”,惟一的办法是憋着劲儿再来一次文革。我看你们行。
“单纯从足球出发”,老子不干。关于足球,我写一个字都懒得。纯球迷,“单纯从足球出发”那种,是我见过的冠以“傻逼”名号而最不冤枉的人群。我的文章不是给你们写的,我对你们的世界毫无兴趣,我压根就不曾跟你们说话。我关心你们不关心的,不关心你们关心的。最后这几句,翻译成你们的话就是:我乐意,管不着,你们玩蛋去。
朝鲜队员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12块人民币,有人说,这么艰苦的条件,还踢这么好,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我觉得,如果孟子听到这种话,就要大摇其头:非人也。我小时候,有一天家里买了一袋牛油饼干,我偷吃了一块,又偷吃了一块,慢慢地偷吃了一半,心里愧疚,有罪恶感,可是忍不住,牛油饼干太好吃了。这件事,我记到现在,怀着永不宽恕的态度。让人民这么穷,让一个小孩吃几块牛油饼干产生罪恶感,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在犯罪。一个政府教育这样的小孩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则是强烈的犯罪——我确实捡过硬币,交给了老师,如果可以,我宁愿舍弃现在的一万块钱,回到七八岁,拿那个硬币去买糖吃。同样,一个政府让它的公民每个月只收入12块人民币,可耻,可憎,可谴责,却没有责任可推卸。一个政府让它的公民们充满了捡到一分钱就交给警察叔叔的思想,踏上足球场是报效祖国的思想,进而登峰造极,不见个体,只见主体,则是罪大恶极。洗脑的罪恶,是人类可能犯下的罪恶的极限,比杀人更彻底地剥夺人生。如果我们还有恻隐之心,那么对朝鲜队员们的同情,即便不是排他的,也该是首要的。对于朝鲜队员的收入,对于他们的人生,不给予同情,却以强权灌输的逻辑去赞美其精神,实在是失当。当然,同情完了他们,也该再同情一下我们自己。
至于朝鲜队为什么表现得不错,第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迷信给人以力量,义和团用这种力量,二战中的日军也用这种力量,它有时显得很强大,可是不值得羡慕,因为它一定带来毁灭。其次,这可能是国家战略的结果。一个饿殍遍地的国家,连核试验都能搞出来,搞个会踢球的足球队不算什么吧?准确地说,还是国家战略的偶然的结果。朝鲜队一直玩命,并没有因此而有多么强大,过去这些年里,一直还不如中国队呢,这是事实。羡慕朝鲜,不如羡慕我们自己,我们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比他们强大太多了。我们总是以为我们是朝鲜的改良版,其实不是,我们是朝鲜的升级版。
有一次一个朋友请我们去一个朝鲜机构开的饭馆吃饭,吃了一道金刚山上的珍稀蘑菇,好几百块一盘,我看是苔藓。饭馆里的朝鲜服务员都好看,身段面相,一颦一笑,都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姑娘,那种清纯,如今在中国已遍寻不见。可是这种清纯跟朝鲜队能打进巴西队一球一样,值得欣赏,不值得羡慕。我还会想,她们都是大学生,高官的女儿,至少也是党员,她们能得到出国的机会,为国家创汇,想必被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年轻人。换言之,这些清纯美丽的姑娘,都是党卵。有一天她们孵化出壳,便是统治精英,没准儿活跃在外交和情报战线。这样一来,我一边意淫着自己跟她们中的几个乱搞,一边吃着苔藓,股间不寒而栗。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我是越来越胆怯了。有人说,至少朝鲜队的精神值得学习,我倒想问问,我们连脑子都没有,要精神干嘛使?还有人说,巴西队员主动跟朝鲜队员交换球衣了,朝鲜队赢得了尊重。要我说,赢得这样的尊重,代价未免太大了。反正我看比赛的时候,每次看见那个脸上有肉的后卫,都想,国家给他吃了多少粮食啊。把训练这支球队的钱省下来,能救多少条人命啊。世界上哪个民主国家的足球水平最低?圣马力诺?我宁愿自己生在圣马力诺,每次世界杯预选赛,我的国家队都被人家踢八百比零。我也宁愿全中国的女人没有那种与世隔绝之境的湖水般的清纯,都是时下北京流行的bitch范儿的姑娘。谁知道谁是谁的方向。我怕的倒是有一天中国队像朝鲜队那么踢球。
社会精神紧张不能用维稳扩大化去应对
笑蜀天价维稳成本让社会不堪负荷,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但通常所称的维稳成本,主要还局限于经济范畴,天价维稳成本的另一种表现即天价社会成本,似鲜有论及。
最近一则新闻被广泛误读,或许是天价社会成本尤其是天价社会心理成本的折射。
5月27日,公安部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结束。媒体报道称,会议内容之一,是强调对精神病患者的收治要严格把关,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收治。此则新闻甫一问世,即引爆巨大非议,会议主办方不能不第一时间站出来辩白:该报道不准 ……
……
完全支持范佩西和他的荷兰队,亚历山大.宋和他的喀麦隆队,希望荷兰队拿冠军,范佩西拿金球和金靴,喀麦隆队拿亚军,宋入选最佳阵容。
支持迪亚比、萨尼亚、克里希、亨利、加拉斯和他们的法国队,但不支持法国队中的埃弗拉,希望他被踢伤休养一个赛季,希望迪亚比入选最佳阵容。
支持本特纳和他的丹麦队,希望本特纳能进3个球,但是希望今天他们0比20输给荷兰队,范佩西进15球,助攻5次。
支持法布雷加斯,但是不支持西班牙队,希望除了梅西之外,所有来自巴塞罗那的球员被踢伤,休养三个赛季。
希望除了荷兰队员以外的皇马球员被踢伤休养两个赛季。
如果乔.科尔上场,支持英格兰队,但是希望兰帕德在场上发羊角疯,咬伤特里,特里退役。
希望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踩球车,摔断髋骨,休养到2030年。
希望罗纳尔多摔倒的时候,压倒纳尼,纳尼死了。
谢谢我的对手,你们让我学到很多,让我知道长路漫漫。关于类似的一切,我的看法从未改变。两年前我就已经说过一遍,雷同观点如今不想再多说了,说来说去都是一样,说多了就累了,在累之前我认输,否则就灰心了。你们胜利了,请随意。如果你是我的读者,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任何名义去驱逐任何一种文化,更不要想教训和消灭它的受众群体,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都不能排他,也不能代替别人做出选择,哪怕它很傻,哪怕它不合你的口味,只要它不反人类。我曾经无意识的带领你们去往各个博客铲除异己,如今我欣喜的看到我们共同的进步,四年前的我一定带不走今天的你。热血一定要洒在它该洒的地方,否则它就叫鸡血。在此我也正式向现代诗歌以及现代诗人道歉,三年前我的观点是错的,对你们造成的伤害带来的误会,我很愧疚,碍于面子,一直没说,希望你们的原谅与理解。愿文化之间,年代之间,国家之间都能消除成见,为了……你知道的。
我看好阿根廷。
我最近经常在论坛里看到69圣战,当时我并不了解内容,很明显,我对69两个字的好感要大于圣战两个字,我挺害怕看见“圣战”两字的,就像我害怕看见“坚决打倒”“旗帜鲜明”等带有恐怖色彩的词汇一样,所有的这些词汇都代表着民间狂热煽动和失去理智,官方完全排他和铲除异己。这次69圣战的诱因是世博会期间,大批韩国艺人的粉丝聚集世博会会馆区域等待发送演唱会门票,因为人数众多,还和前来维持秩序的军警有所冲突,有觉得丢人的中国网友去这些韩国艺人的网站上指责他们,有个韩国艺人的中国粉丝又代表中国给他们的韩国偶像道歉,于是发生了69圣战,这好最后圣战其实只是网络上的一场大朋友欺负小朋友,但说实话,我为两方都觉得挺惭愧的。
我与韩国人的唯一接触是五年前在韩国一支车队比赛,参加亚洲的一个方程式锦标赛,我的队友是一个韩国车手,家境非常一般,以前在这个车队做维修工,后来变成了韩国很不错的赛车手,算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个时候无论我去韩国比赛或者他们来中国比赛,都觉得挺融洽。
突然之间,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网民对韩国人非常反感,其反感程度大大超过了日本,说实话我觉得挺奇怪的。后来开始传出韩国人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事情,我本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抢过一次。好在新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化遗产,所以也避免了现代文化遗产被别的国家抢去的恶果,于是盛传韩国人要抢我们古代的文化遗产,从四大发明到文人墨客,都成为韩国人争相论证有韩国血统的对象,我中华民族文化人上下五千年来几乎从来没有过可以随心所欲写文章的时候,基本上还没写出代表人类进步的东西来,身体器官就会缺少一点什么,大则脑袋小则鸟,写点前朝的事已经算是最大尺度了,所以留下的真正文化遗产屈指可数,我们都是很宝贝的,你随便抢走一个,我们就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五啊,大家的激动我很能理解,如果我们国家哪天宣布莎士比亚,伏尔泰,高尔基,舒伯特,但丁,雨果,海明威,川端康成均拥有中国血统,我估计八国联军得再出动,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成熟国民对自己国家自豪感的重大来源。偏偏韩国人最喜欢抢中国文化。
但这是真的么,这些基本都不是真的,除了端午节和韩国的端午祭有名字上的冲突以外,其他的所有有关韩国掠夺我们文化遗产的事件都是我们自己捏造或者夸大的,这事情说出来其实挺难接受的,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不喜欢你,于是我编造了你来我家偷东西的故事,并且意淫了没偷着被我家的狗给咬了的结局。
我喜欢韩国么?说实话,我并不喜欢韩国,我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什么韩国的产品,韩国的电器在中国卖很贵,性价比不高,韩国车进步很大,但始终不能算作一流,我肯定不会购买,看过几部韩国电影,有两三部很不错,其他也都一般,那些不错的电影也普遍压抑,我绝对不会看韩剧,我绝对不会听韩国歌星唱歌,也不喜欢他们的打扮,我也不喜欢韩国料理——但我绝不讨厌韩国,我甚至尊重韩国。如果你了解一些韩国的民主进程,你应当敬佩韩国人民。韩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他们居然向世界的部分,全亚洲,尤其是中国输出了他们当代的文化。你不管这个文化深刻还是肤浅,韩国做到了,韩国还输出了他的自主商品品牌,而且还都不低端。
中国和韩国官方之间始终没有大的敌意,我不明白为什么两国的年轻人会有那么大的敌意,当然,主要其实还是我国不同年龄段网民之间的互掐。我们何必要这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和对立。如果有商家在背后做推手,那就更不应该挑起这些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年轻人之间的矛盾。中国人,韩国人,韩国年轻人,中国八零后,中国九零后,我们其实应该坐在一起点着篝火好好聊天才对,你握握我们的手,我握握你们的手,你泡泡我们的妞,我泡泡你们的妞,多么和谐,当然,如果是你泡泡你们的妞,我泡泡你们的妞,那就更和谐。
在这个大朋友欺负小朋友的游戏里,大朋友们其实应该再想的多一点,他们是脑残么,他们的确脑残,而我想告诉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甭管他是哪个国家的,等大家长大了以后,有些人觉得自己真有眼光,偶像自己也很争气,你说出自己的偶像的时周围人都觉得你有品,你可以继续粉他,你可以不粉他,但你无悔自己年少时的选择,在你的一生里,你都可以大声的说,我的偶像是叉叉叉。而有些人长大以后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年少的时候粉的是叉叉叉,恨不得把当时的日记和照片都撕了,别人帮你回忆起来,你还不愿意承认。小心成为后者。我不是假装过来人在和你装逼似的传授人生经验,那是怪叔叔,你要小心的,我是另一个大朋友。
然后要说给大朋友们,就像买车一样,现在人家小朋友就喜欢韩国车,你说人家脑残,你们要买我们自主品牌国产车,结果人家小朋友还是买了韩国车,那是你的自主品牌比人家差,轮到你买车的时候,因为你积累的比人家多点,你不一样买美国车和欧洲车,最好也就买个合资品牌的号称国产车的进口车。你觉得人家追韩国明星傻逼,你不一样天天看美剧,千万不要用这种假爱国情操来欺负人家小朋友,我赞叹你们的团结与志气,但是你要像爱护你的小弟弟一样去爱护你的小弟弟。当年你也学过紫龙,你也模仿过流川枫,你也追过F4,你也迷恋过莱昂纳多,纵然你品味高一些,也没去世博会场抓瞎,但你不能去辱骂你的小弟弟喜欢SJ。在你们圣战的前后日子里,有多少同胞需要你们的支援,那些比你们年纪大一些,你的哥哥们,他们在和工厂争斗,他们争斗来的每一分钱也许就是你们未来的基本工资,你表示无所谓,曾经你的父辈们,他们在为敏感词而争斗,你表示不清楚,一个月前,曾经你的爷爷们,他们在为全新的中国而争斗,你表示没兴趣,你好意思和你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谈爱国么,我认为大朋友应该先退一步,小朋友们再提高品味,否则最后韩国人一样唱他们的歌,而这种仇恨特别容易裹着“圣战”的称号,最终从某场演唱会上,从网络上走到现实里,变成我们中国青年和少年的内斗,在这个充满了年长者带来的罪孽的社会里,我们将拥有罕见的青年人面向年幼者而不是面向年长者的斗争,成为世界青年运动史上的一朵奇葩。
一些琐事,《独唱团》终于在今天下厂印刷,20天以后和大家见面,暂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两个月来一次,定价是16元,在没有接受广告和确保印刷品质的情况下,这个定价得益于一年半前就屯了三十万册的纸张,如今的纸张和印刷涨价了百分之二十左右,以后的价格也许会有小幅调整。在此期间,我和我的同仁就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了,上市也将不单独召开任何形式的发布会,主要是想降低大家对《独唱团》的期望,虽然作者们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文章,但它终究只是一本文艺读本,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本质上,他都无法承载很多人对于改变现状,改善社会的期望。我们总说,这个社会需要常识,需要启蒙,但其实我认为,互联网十年,该启蒙的人已经被启蒙了,有常识的人一直有常识,大家其实都知道美和丑,好和恶,只是我们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我们在台面上要扭曲和违背一下自己。要改变靠自己,现在不是旧年代,资讯毕竟对我们开放了七八成,我们也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七八成。而一本文艺读物,除了能提供好的文艺作品以外,能量有限,如果你抱着想看战争片的心态误看了一部文艺片,无论这部文艺片多好,你都会失望。
另外一事,在莘松路的松江莘庄交界处麦当劳边,这里有一个没有意义的混凝土隔离墩,水泥色,没有任何的警示和反光标志,每到下雨和晚上,几乎等于隐形,必然要有车撞在上面,光我曾经目睹的就不下六七台车,均损毁严重,我曾经放过两个雪糕桶,自然是第二天就没有了,类似的水泥隔离墩,如果有车以超过60的速度撞上去,又没有系安全带,必然有生命危险,应该严格禁止路政部门在道路上设置的隔离墩的前三节是水泥材质。在我全国各地的驾车生涯中,至少看到过上百起类似撞隔离墩的车祸,几乎都是雨天夜晚,对面中国传统的远光常开,你莫名其妙就撞上突然出现的隔离墩或者骑上隔离带了。类似设计和摆放一定要修改,这比在高架底下刷漆装嫩紧迫一万倍。
我较少地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了,较多地记得电影《布拉格之恋》,也说不上喜欢,反正有小提琴配乐的电影我的印象都不差。里面有一段儿,苏军开进了布拉格,特蕾莎发表了照片,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还有托马斯的两个同事一起去酒吧庆贺,场子里有很多年轻人在跳舞,有个显眼的地方坐着一桌苏联官僚,都带着趾高气扬、宰决别人命运的神态。
“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坏蛋!”萨宾娜说,“坏蛋们!”
一桌人都认同可以通过脸来判断那些真正坏的坏蛋,他们向那些侵略者举杯,“一点疑问也没有,坏蛋们!”
一个俄国人也向他们举杯致意,面无表情,那意思只不过是出于礼貌。
过了一会儿,俄国人打断了舞曲,指令乐队演奏起了俄罗斯歌曲,也许是苏联国歌,至少是那一类。布拉格的年轻人都不跳舞了。那一桌俄国人合唱,打拍子,祝酒,大概是祝福他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托马斯回过头来说:“我认为这太过份了。”
萨宾娜说:“我有同感,和自己的妈乱伦跟这是同一种罪。”
前两天看到新闻说,要把矿难救援拍成电影,我就又想起了这句话。
上学时我不喜欢昆德拉,次要原因是拿他跟福克纳等人比,觉得他太轻了,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太流行了,作为一个志气不凡的年轻人,我可瞧不起流行的东西。其实对流行的鄙薄,又往往来自于对热衷于赶时髦的那帮人的瞧不上。
如今,在中国活到了这把年纪,回头一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真是了不起。
我迟到地惊叹,对于性、爱、政治、虚荣、名利、意义,昆德拉有着多么成熟的态度,这种成熟在中国实在罕见。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厚此薄彼者。我们这儿有太数人是厚此薄彼者,喜欢性的就搞起来没完而且沾沾自喜,贪求爱的就是不仅自恋,而且认为大家都爱着他们,至少应该都爱他们,关心自由民主的就把关心政治当作高尚的行为,不关心政治的就把追求自由民主视为哗众取宠的手段,虚荣的就像疯子一样不顾自己的形象多么难看,不虚荣的就奄奄一息——要我说,我们很少对人持成熟的见解,甚至于,由于不成熟,我们很少坦率地说“我是最好的”,却含蓄地说了太多的“你们都是傻逼”。这叫什么精英,这叫什么知识分子,这都是蜡笔小新,嘬着奶嘴的孩子。
昆德拉的冷幽默笔调和叙述者强势视角,让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看上去就像玩偶,如今一想,他们其实都很牛啊。托马斯在性方面非常成功,在爱方面,最后也成功,他不关心政治,但是在内政部的人要求他签署悔过声明时,他让内政部的人拿着内政部的人的帽子,把声明揉成一团丢进去,然后成了擦窗工,跳进各种窗子搞女人。特蕾莎是托马斯灵魂的牵绊,没有人比她更弱,可是她敢拍摄入侵苏军的照片,交给瑞士人带出去,最后就靠纯真,她抓住了托马斯,控制了他。萨宾娜忠于自己,与托马斯分手后,在瑞士认识了那个结了婚的男人,那男人有一天说,我离婚了!萨宾娜扑上去,泪流满面,心中感激,第二天搬家,跑了。这都是多么牛逼的人物啊。要我说,这都是英雄。要是我们的小说、电影里也有这么牛逼的人物,而不是鼠辈写鼠辈让鼠辈感动,我们再说自己有本事也不迟。复杂一点儿说呢,昆德拉的小说中始终有这么一种认识:人生是复杂的,一切都搅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有成熟的头脑;人生又是短暂的,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最终都是可笑的,因此天真的心也许可笑,却更可凭恃。
T.S.艾略特说,成熟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要看成熟的东西是什么。同样,我看天真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要看天真的东西是什么。
在一个有着跟与妈妈乱伦一样的罪的时代说这些,是为什么呢?最终为什么先不说,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是难得的礼物,如果推动社会进步是一项伟业,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它,如果个人的实现仰赖天命,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它,如果追寻人生意义是南柯一梦,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它,至少我们不能活得像傻逼一样,要像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一样。二十一年了,让我们向坏蛋们举杯,从心所欲,志气不凡,天下事犹未晚也。
贫民窟再不好,好过拆散千千万万个家庭
笑蜀
当卢新站到窗台上,准备纵身跳下的时候,他的家人正从湖南赶往深圳,赶往他的身边。但可惜,没有瞬间即可抵达的时空穿梭机,一切都已来不及。
设想一下,如果一家人不是分隔两地,如果在卢新身边的不只是公司安排的同事,而是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卢新还会那么毅然决然吗?甚至,卢新可能压根就不会有寻死的念头,因为,他生活中尤其工作中的种种失意乃至种种压力,可能压根就没有不断累积的机会,而会在跟家人的朝夕相处中点点滴滴地被排解掉。
最后一刻,公司终于想起了他的家,通知他的家人火速赶来救援 ……
……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加班有时候有工资,有时候没有工资,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他家在二十公里外,买了一个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这些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的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没有社会保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对以后的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5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这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们家的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卖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后的再说,老婆好歹可以娶进门。至于房子拆了以后父母住哪里,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可以三百元租其他农宅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过渡几年再说。我的第一个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厂太远,身体出了问题,辞职才换了现在的工作,期盼着少加班和加薪,老板表示明年可以加一百块,后年再加一百块。他上个礼拜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要去海外给别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赚二十万。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他说就这样,还能怎么样。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一个月。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见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两年,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收入。
这就是上海的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政府勒令禁止。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最近两周忙于比赛,刚回来,一切很好。
在写新的小说,杂志也应该终有眉目。
我是一个怕冷的人,一直开着暖气,这几天发现要开冷气了,冷暖其实有常,就是太突然了。在南京的时候我尝试了游泳,但是依然只会潜泳,一换气就沉水里了,于是就成了一个永远抬不起头的人,不知道会游泳的朋友有什么建议。我一直想去参加铁人三项,长跑和骑车都是长项,但组委会不接受游泳的时候用救生圈,所以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另外,因为最近有一些文章被删除了,所以有一些产品和节目想到了用此来做广告,比如最近有某个电影,他们的宣传团队就想出了替我PS了一张博客截图,发新闻稿说是我写了一篇文章,爆料两个明星为了抢着上这部电影而自降片酬,并评论一番,最后,这篇文章被删了,所以博客里并没有。
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某些娱乐策划公司做的,而且出现过不止一次,都以“韩寒被删除文章”来做宣传,我想说,朋友,我了解你们想尽办法要给客户做宣传的压力,但别以为这是策划创意,这是不上道拿不出手的方法。另外,朋友,请不要随意玷污在这个时代里被删除的文章。
最后,给这么早起的读者们一个礼物,老朋友联想最新的手机——乐PHONE,反应速度很快,操作系统很好,很值的一款手机。这篇文章和下一篇文章最早留言的新浪注册用户都可以获得一台。谢谢每一个读者的支持,夏安,回见,勿念。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我曾在这里写过,“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自我谴责说,这跟约瑟夫.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我开始做记者,慢慢地,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发,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连“重申常识”的企图也来自我的媒体经验。大约是2004年,《南方周末》开了一个小栏目,就叫“常识”。在内部,大家说,开这个栏目干嘛呀?邓科就解释了一下这个词与托马斯·潘恩的关系。就我个人目力所及,这正是如今很多国内媒体对“常识”两个字奉为圭臬的开端。
如今的美国,连苹果和芦荟都比长得别处更有活力和自信一些,可是在1776年,该国还没影儿呢,民众更是一群乡巴佬,跟英王打着仗,心里怕得直打鼓。潘恩在这一年发表了《常识》,一本50页的小册子。潘恩说了很多实诚话,“政府最坏的时候,就是不可容忍的祸害”、“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败”,等等。这本书比郭敬明的还畅销,平均5个乡巴佬买一本。美国与美国宪法就在它的鼓舞之下诞生,它亦位列“改变美国的20本书”的第一名。
我的看法是,常识虽常,其实珍贵罕有,又惟视之为必有,才会焕发真力。在严肃的场合,美国人言必称“We the people”,“people”把自己当回事儿,当个宝,并不容易。在隆重的时节,我们也常说“咱们老百姓”,还要唱一段“今儿个真高兴”,语意上相似,价值意义上却八竿子打不着。我们的常识多是另一种,“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之类,常固然常,识却说不上,无非是世故之谈罢了。我们的常识不是那么超拔,也不是那么健朗。
倘若我可以做到,我愿意这些专栏文字全部化为灰烬,换得这一句在你心里盘桓片刻:一个国家的常识不该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如此”,而该是我们愿意用内心去深深认同的“理当如此”。
我是一个人生层面的悲观主义者,因此有颇多感慨要在小说中一吐为快;我还是一个公共生活中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常识所至,民智汹涌,终将春水足而艨艟起。病了知道去看医生,而不是吃人血馒头,这是一个级别的民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一个级别的民智。两个级别之间路险且阻,我等为此写几篇清白又逗趣的小文章,乃是文人的本色行当,否则书就念到狗肚子里去。只是,由于前述之私人理由,我要向诸君告退了,相信常识自会薪尽火传。
《兰亭序》结尾有言,“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未来之世的人们看到这篇文章,也要感慨万端。真是优雅又豪气的态度。我无此奢望,惟望将来翻开这些小文章,不至于摇头叹息:都他娘的白写了。就像祝福自己的蛋蛋一般诚挚地,我愿吾国吾民得享“理当如此”的时光。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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