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6日，东方网1月17日报道：
为配合九部委联合开展的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中国移动上海分公司目前已出台多项有力举措，配合公安部门堵住不法分子的“涉黄渠道”。
昨天，上海移动方面表示，“移动会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一系列关键词对手机短信进行先期过滤，而界定‘黄色淫秽’，则是根据国家九部委发布的13项技术标准。一旦发现有问题，将对该手机号码进行暂停短信功能的处理，用户如果有异议，可去公安部门进一步对短信内容作鉴定。”该负责人表示，“如果公安部门认定该短信属于‘黄色淫秽’范畴，该用户的手机号码将永久作废。如果公安部门鉴定后认为不属于违规的范畴，则用户可拿着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来移动进行短信功能恢复。”
上海移动也好，九部委或者公安部也罢，如果竟然真想这么做的话，所有人的都应该提醒他们该补习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了：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两天后，新民网1月18日报道：
日前，有媒体报道，为配合九部委联合开展的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上海移动推出举措，手机发黄色短信经确认后号码将作废。……该新闻一经报道，即引起网友关注。新民网记者今天在向上海移动相关人士核实该消息时，对方否认了这一新闻的真实性。
其实，我猜上海移动自己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做的话，每天的损失对他们来说可太大了。这些年中国移动的股价一直都在靠短信撑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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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移动只有一个tag ： #pathetic
我在等韩寒的测试结果，嘿嘿！～
人民连yy的权力都没有了，难不成要达到Minority Report里面的效果，一有犯罪欲望或者淫念就要被抓起来么。。。
今天刚刚看了一个笑话：有一个农民的地被征了，钱被政府给扣了，他拿着《宪法》小册子去找镇长说，你得按宪法来。镇长把《宪法》往桌子上一摔，说，你以为《宪法》是给你看的吗，这是给联合国看的！
可悲的这不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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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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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 也该涉嫌了..
搜索用户邮件关键词 匹配广告..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是用户跟Google签约，同意Google那么做的；而Google要向签约用户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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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要期末复习了……
这句话太对了：“没有人性”的大学教材
这么说来，设立G-F/W是违宪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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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晚上我想和你讨论oIo和（()）相结合的问题 – 猜想未来手机短信的写法。
话说移动电信的过年金真是多，都上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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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看仔细标题，真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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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后来蹭研究生的西方文学批评史课，意外的有机会重新理解五四运动，然后才听说原来民主要同时提倡宪法至上和权力制衡，至于五四运动本身是否三者都强调了这个历史问题我无从知晓，但是想一想不宣传“宪法至上”和“权力制衡”这两个词的动机倒是充分值得怀疑的。如果我没记错，这几年才开始有律师呼吁宪法吧，记得当初的法律基础课，宪法几乎被讲成一个无所不包所以没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法。
顺便分享一下韩寒今天一发布就遭删的文章，感谢豆瓣9点订阅。
http://docs.google.com/View?id=dhbvsbch_90gkh3cxgn
中国的宪法制定的太好了。
别太相信了，看看咱们的宪法，如果实现了，那会是什么样？。
http://www.dpxz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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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笑不得。。。
任何不纯洁的言论都危害了这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都是刑事犯罪，都有充分理由受到检查。
所以这样做是完全合法的，是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是符合政府有关决议的，是充分理解了上级精神的，是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的。
“你以为《宪法》是给你看的吗，这是给联合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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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好有水平，一语道破实质。这说明党的镇长还是很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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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五毛党，但是我想问为什么周围那么多人都喜欢抨击政府。扫黄到底杂么了。
to Jay Zhang
你问的是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为什么要抨击政府，原因在于“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且政府是一个唯一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所以对它抱多大的警惕都不为过。这个思想需要你有”社会契约论“的知识前提，公共权利是个人让渡出来的，正像你不会让你们家的保姆变成你们家的主人一样，把你们家房子霸占了，把你撵了出去。就是为了物业公司的保姆、保安侵占你们家的一切权利，所以一定要对物业公司提高警惕，时刻都要敲打它一下子。
第二个问题，反对政府扫黄为什么是正确的，主要原因是保证”言论自由“，实际上你可能和我一样非常讨厌”言论自由“，尤其是一些臭屁的发言，保证”言论自由“的原因是保护正确的少数，即使不正确的少数，也有发言说话的权利。
政府扫黄是否正确依据当地的法律法规执行。
具体到宪法，那位镇长说的对，实际上大家根本就没有参与宪法起草和修改，你的个人意志根本没有得到体现，实际上这部宪法是没有什么效力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这个当一回事。
关于正义，实际上“正义”这个词和思想来自于柏拉图，这种思想在后世屡屡被用作“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其正义论会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对人性的压抑，这将会直接导致国家机器干涉、损害到个人的权利。集体中多数人只有听从，服从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 的领袖周围，个人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柏拉图说：“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是为了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这是一种强势的政治逻辑,它们在历史上屡屡以一种假定的、绝对正确的正义,对抗真正的、宪政的、法律限度内的正义。正如波普儿所说：“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 它的目的在于‘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
具体思想参见柏拉图《理想国》，这里不能展开论述，一个基本的结论，他的逻辑思维过程看似周全合理，但它有致命的弱点和隐含前提，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只要是人能想到的东西，就会有人去干。”这条谶言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我个人的经验总结.
本来不想对这个问题长篇论述,关键是苏格拉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在现代学术占的地位太过重要，差不多是学术思想根基。实在有展开的必要。
德治与法治
柏拉图推崇德治。他以伦理学为基础构造政治哲学，从道德角度思考政治问题，用道德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只是在觉得德治缺少现实基础时，退而求其次，才提倡法治。他后来写的《法律篇》，就是鉴于德治理想国的不可行，设计了二等好的理想国――以法治国。
柏拉图所说的德不是统治集团提倡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风行的社会习俗，而是正义和理性。所以德治就是正义和理性之治。哲学王要有优秀美德，以体现这种正义和理性，柏拉图所说的法是统治全宇宙的理性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投影，同样也要体现正义和理性。
让我们先看看《理想国》中说了些什么，柏拉图的主张可以简单概括为理念入手、正义优先、贤人治国、城邦至上、德治为主。
理想与现实
柏拉图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存在一个永恒的、不变的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只是它的影子、是它的殊相。比如，你今天吃了一个酸苹果、明天吃一个甜苹果，今天吃了一个脆苹果、明天吃了一个面苹果，甜点、酸点、脆点、面点、以及被虫子咬了等都是个别苹果的特质，在这背后存在一个共相的苹果。
人们是怎么认识这个共相的世界的呢？柏拉图认为，人在现实世界就如同为身处黑暗的洞穴中，只能借助洞口照射进来的光线，在洞穴壁上的影子中观察和认识真实世界。
在柏拉图眼中，现实世界是不完满的、不真实的，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完满的。现实的国家也是不完满的，所以他要构造一个理想国，要人们向这个方向努力。
研究问题从理念出发，能系统地批判现实中的弊病，提出整套解决方案。从柏拉图开始，后面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洛克的权力分立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都采取了从理念出发的研究方法。
也有人反对这种研究方法，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他更看重经验的价值，对政治推理得出的论断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主张，学术研究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以经验为据。这就从柏拉图的演绎主义转向了经验主义，从思辨转向了实证。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研究方法，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被伽利略、布鲁诺等近代科学研究者继承，开创了近代科学一脉。下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无情嘲讽再次沉重打击了柏拉图那一派。在理想派和现实派的交锋中，理想派败下阵来。
《理想国》里的内容太多，跟我们这个问题相关的简单的说一说，
本来刚开始因为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还在说一些“哲学或哲人的位置？”等一些扯蛋问题。
一个怂人出现了，色拉叙马霍斯问了一个很俗的问题，“到底什么对我最有利。”
色拉叙马霍斯关于“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的一段如“澡堂里的伙计”倾倒洗澡水般“劈头盖脸”的“高谈阔论”终于将讨论由一个抽象的，似乎可以事不关己的哲学概念，牵引到一个“牵涉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上去——正义的或不正义的，“究竟做哪种人最为有利”。从这里可见，后文对城邦的政治的讨论，其实正是一个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话题。一个理想中的城邦的建构与每个人心灵中的正义德性的建构同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文本中通过问与答，渐渐揭示出“大”一些的城邦的相，以此来“由大见小”（368D-369），让人们逼近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在不断的追问和回忆，不断的自我反思之中认识自己，于是哲学便产生了。
哲学涉及一种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每个人切身相关，是塑造人灵魂的教育；而哲学或哲人的处境，亦并非仅仅关涉城邦中少数几个如苏格拉底一般的“疯子”，相反，或许这也正是每个人灵魂深处“善”的处境。
给一些“柏拉图的生平及时代背景”，便于理解，你就会发现当时的事就像我们身边发生的故事。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5月7日，故乡是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出自名门望族。柏拉图属于梭伦的第六代后裔。其原名为阿里斯托克勒。据说，他的体育老师因见他体魄强健，前额宽阔，就把他叫做柏拉图。柏拉图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改嫁给皮里兰佩，柏拉图在《卡尔米德篇》中提到过他的这位继父。青年时期的柏拉图热衷于文艺创作，富有文学才能。约在20岁时，柏拉图拜哲学家苏格拉底为师，直到苏格拉底被处死为止。在此（约有七、八年）期间，雅典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三十僭主”推翻民主政制，但在八个月后又被群众推翻；雅典恢复民主政治，但它又处死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志向。
我们从柏拉图70高龄时所撰写的自传式的《第七封信》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他人生发展变迁的痕迹：“我年轻时，总想一旦能独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后来政局发生变动，影响了我的计划。那时民主政权为一般人所厌恶，革命发生了。领导这次革命的有五十一人，其中十一人在城区，十人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两个管理委员会管理两区的市场及行政。上面还有一个三十人的最高委员会，最高委员会里有些成员是我的亲戚故旧；他们邀我参加，以为一定会取得我的赞助。我当时年少天真，总以为新政权将以正义取代不正义，我极端注意他们先是怎么说的，后来又是怎么做的。这些绅士们的一举一动，一下子把他们所毁坏的民主政权反而变得象黄金时代了！他们居然命令我的师而兼友的苏格拉底去做非法逮捕他们的政敌。苏格拉底严词拒绝，宁死不屈。我敢肯定说苏格拉底是当代最正直的人啊！当我看到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我衷心厌恶，决定与这个可耻的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三十人委员会大失人心，被逐下台。过了一个时期，我故态复萌，跃跃欲试的，虽然静悄悄地，又想参加政治活动了。当时雅典局势混乱，私人互相报复，到处械斗。总的说来，东山再起的民主政权，还算比较温和；可是一些有势力的坏人诬告苏格拉底以渎神之罪，陪审团竟处以极刑……后来我年事渐长，深知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有朋友，有组织，这种人在政客中非常难找，因为他们做事没有原则，而且没有传统的制度和风纪。要找到新的人才，简直难于登天。况且法规旧典，在雅典已多散失。当时我对于政治，雄心勃勃，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
苏格拉底去世以后，柏拉图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周游地中海地区，访问过毕达哥拉斯门徒所组成的学派。他对西西里岛叙拉古城的霸主狄欧尼修印象恶劣，觉得他是不讲道德之徒，不可能有智慧，不可能治国安民。但柏拉图在这里遇到霸主的女婿迪恩，一见如故，欢喜非常。在柏拉图看来，迪恩酷好哲学，又是一个实行家；苏格拉底以后，对柏拉图影响最大的，便是迪恩了。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四十岁，回到雅典，当时整个希腊世界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柏拉图在朋友的资助下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建立学园。此地原为阿提卡英雄阿卡德摩的墓地，设有花园和运动场。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学校。柏拉图的学园建校后园址长期未变，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统帅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城内，以后一直存在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为止，前后持续存在达九百年之久。以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院都沿袭它的名称叫Academy。
学园的创立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当时希腊大批最有才华的青年受它的吸引，来到这里。他们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柏拉图的后半生除了短期去过西西里以外都在这里度过，他的著作大多数在这里写成。可以说，柏拉图的学园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人才库。还应该提到的是，柏拉图建立的学园Academy和后来西方各国沿袭这个名称的各种纯学术研究团体也有不同，柏拉图学园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城邦培养治理人才，与当时许多城邦有政治联系。虽然柏拉图在实践中经过多次碰壁以后，他的政治理想也有所降低了，但他想按照哲学的正义原则治理城邦的思想却并没有放弃。他的一生虽然以主要的精力从事哲学研究，越来越少参加政治实践，但想以他的思想影响城邦统治者，俨然以“帝王师”自居，这一点倒是和中国儒家的传统相近的。为了能够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曾三次赴西西里岛与叙拉古统治者狄欧尼修一世打交道，希望说服后者制定新政，用最好的法律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最后还是遭到失败。从此以后，柏拉图放弃了参与政治实践，将全部精力用于办好学园。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在参加一次婚礼宴会时无疾而终，享年80，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有《申辩篇》，《克力同》，《普罗塔哥拉篇》，《高尔吉亚篇》，《理想国》，《政治家》，《会饮篇》，《法律篇》等。葬于他耗费了半生才华的学园。柏拉图确实是伟大的，他的二十多篇对话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之一，尽管对话本身不是系统的真理，而是对问题的追索，它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就如中国孔子的《论语》一样，但是它对真理起了引发和诱导作用。理解这种对话里对真理追寻的精神，甚至比知道对话里某个结论，观点更重要。
还是留一个吧。
这样的天朝，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最心寒的是，貌似注意到这些社会矛盾的人，还只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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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从小学开始普及宪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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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点材料：
上面的论述缺少了两位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由于受意识形态的限制，接触希腊、罗马文化的人多，接触基督教文化的人相对少一些，圣·奥古斯丁可能还熟悉一些，毕竟他有一本名著《忏悔录》，知道卢梭《忏悔录》的可能也知道这一本，估计看过的人少；这是他的一本自传，暂时不提这个，这里和我们问题相关联的是他的另一本书《论上帝之城》。
在奥古斯丁的一生期间，罗马帝国正在迅速衰落。事实上在公元410年罗马市遭到了艾拉瑞克所率的西哥特人的洗劫。留在罗马的异教徒自然想要借此机会惩罚罗马人，因为他们为了基督教的利益而抛弃了古代的众神。圣·奥古斯丁最著名的一书《论上帝之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指责为基督教所做的辩护。但在该书中还包含着一种完整的历史观，一种后来对欧洲发展有巨大影响的历史观。奥古斯丁表述的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无足轻重，罗马市和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是根本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上帝之城”的发展──换言之即人类精神的进步。基督教理所应当是实行这种进步的媒介（在基督之外不存在着拯救）。因此可以这样说，无论皇帝是异教徒、基督徒或是野蛮人都没有罗马教皇和基督教重要。
虽然奥古斯丁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但是他提出的论点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世的统治者应从属于罗马教皇。中世纪的罗马教皇为从他的教说中所得出的这个结论而感到高兴。因此他的教说为教会和国家之间的长期斗争打下了根基，欧洲历史在许多世纪中都有这一斗争的特点。
奥古斯丁的著作是使希腊哲学的某些方面传入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因素。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思想的成熟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又通过奥古斯丁影响着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我们至今还会饶有兴致地注意到：笛卡尔提出过著名的论断“我思我在”，奥古斯丁也提出过隐含这一论断的思想，当然两者的说法各异。
奥古斯丁是黑暗时代之前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从所有的主流方面来看，他的著作使基督教学说在整个中世纪基本上具有它所要保持的形式。他是一位杰出的拉丁教父。他的著作在牧师中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有关拯救、性、原罪以及许多其他观点都产生过相应的影响。许多后来的天主教神学家如圣·托马斯·阿奎奈以及新教徒领袖如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受过他的强烈影响。
公元430年奥古斯丁在河马去世，终年76岁。当时一个侵略过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的野蛮部落──旺达尔人正在包围着河马市。几个月以后，他们攻克了该市，几乎把全城都焚为灰烬；然而奥古斯丁图书馆和大教堂却安然无恙。
说说另一位:
公元12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直被教廷排斥，甚至欧洲已经不再流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时，柏拉图的学说占统治地位，因为圣奥古斯丁借用和改造了柏拉图的思想，以服务神学教义。直到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解释宗教教义，建立了烦琐和庞大的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才重新被重视。
柏拉图在西方的地位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比起来，在西方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是西方文化的奠基文献。在西方哲学的各个学派中，很难找到没有吸收过他的著作的学派。在后世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中，柏拉图的思想保持着巨大的辐射力。有的哲学史家认为，直到近代，西方哲学才逐渐摆脱了柏拉图思想的控制。
为什么还要说圣·托马斯·阿奎那？
是不是我在装B,讲一些大家都没听过的知识来显示自己有文化呢?实际上这是有这现实的原因。
当代中国有朴素道德观的人很多，他们的思想状态大多是“信仰优先，具体这些信仰从哪里来的不关心。”
大多数人属于不能拂逆的龙鳞，一跟他的道德观不符合就勃然大怒，你说他荒谬，他说”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所以很有讲一讲的必要。
中世纪哲学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以“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为基础展开的，理性与信仰、世俗事务与神圣生活、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神哲学的基本问题。总的说来，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那里，由于当时基督教自身的社会历史状况，他们一般较为强调信仰的优先性、启示的神圣性，尤其是面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希腊、罗马文化时，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护教情绪，从而带有贬低理性思考、世俗生活的色彩。在基督教的对外传播中起着巨大作用的使徒保罗就讲：“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ian，145~ 220）甚至说：“让斯多亚、柏拉图、辩证法与基督教相混合的杂种滚开吧！我们在有了耶稣基督之后不再要奇异的争论，在欣赏了福音书之后不再需要探索”，他甚至说出“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这句带有强烈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名言。
但是，当基督教信仰已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后，那种蒙昧的信仰主义必须改弦易辙，如何处理好上帝的启示与人的自然禀赋，
圣经信仰与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基督教思想家们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自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 430）以后，神学家们在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一般都给予理性思考、世俗知识以相当的地位，他提出：“你去信仰，是以便你理解”（Crede ut intelligas），而信仰无非是以赞同的方式去思考；号称第一位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Anselmus，1033~ 1109）更明确讲：“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之后不再诉诸理性是疏忽，两种错误都要加以避免”。
注：和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很像。于是就有了调和主义，反正有着官话和“即..又..”的句套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空话套话，结果两手不知道抓哪一手。
在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性思想被全面介绍进西方基督教世界以前，基督教思想家们更多的是利用柏拉图思想中理念的超验性来思考基督教的上帝的超越性。
托马斯· 阿奎那却是通过理解亚里士多德，在新的思想条件下，重新审视信仰与理性、神学和哲学的关系，他在坚持神学高于哲学的前提下，明确区分了哲学和神学，指出它们是两门不同的科学。在其著名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的第一卷中，第一个问题即“论神圣理论的性质和范围”，其中又分外为十个小问题，其中，第一、二、五问题集中讨论神学的性质以及它和其它科学，尤其是和哲学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除了哲学科学以外，是否还需要其它学问？”哲学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代表作人类世俗知识的顶峰，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它既不以功利的实用性为目的，也不仅以娱乐消遣为归宿，它是人为了摆脱无知、为了知而求知，它自身就是目的，
它代表作自由的人进行理性的自由思考所获得的最高成就。因此，有人认为，除了哲学以外，我们不再需要其它的科学。
因为人不能去寻求超出人的理性之外的东西，而理性范围内的事，哲学已给予了充分的思考；此外，知识就是探索存在，获得真理，存在与真理是相通的，但是哲学已探索了一切存在，甚至存在之存在，即上帝。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就讨论了世界的第一因、不动的动者等，哲学的这一部分就是神学，因此，除了哲学以外，不需要单独的神学。对此，托马斯× 阿奎那反驳说，对于超出了人的理解力的东西，尽管人无法用理性去思考它们，但却可以通过信仰接受它们，由上帝启示的圣经中的知识就属这一类。此外，科学的分类，是因其认知对象的方式，例如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但天文学家得出这个结论用的是抽象的数学方法，而物理学家却是靠对事物本身的考察。同样，哲学以自然的理性之光加以认识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神圣的启示之光而为神学所认识。因此，作为神圣理论的神学与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神学是不同类的。并且，人用理性来寻求上帝，也必须以神圣启示为指导。因为用理性来思考上帝获得真理，只有少数人能办得到，而且费时很多，还不免带有许多错误。
然而，这类真理却关系到人类的整个解放，因此为了使整个人类的拯救来得更合适、更准确，必须依赖神圣启示。
托马斯·阿奎那在这里明确反对将神学消融在哲学中，反对以哲学代替神学。
注：从这里开始，神学和哲学开始分离。
第二个问题是“神圣理论是否是一门科学？”科学一词在古代世界的意义要比现在宽泛，英语科学一词science 派生于拉丁语scientia，其词根为动词scire，意味发现与求知。在近代以归纳为基础的经验科学兴起以前，人们主要以建立在演绎逻辑基础上的数学作为科学的标准。
有人认为，任何一门科学，总是从自明的原理出发，然后依靠理性的推理，建立起演绎系统。但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神学却不是从自明的前提出发，因为在这世上，有许多人根本就无信仰；此外，科学是普遍的知识，不是关于个体的，而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神学则完全为个人的事，所以，神学不是一门科学。
托马斯× 阿奎那则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原理要么是自明的，要么来自比它更高者者，神学就属于后者。
事实上，神学的理论、拯救的真理也不是对于某一个人的，正如我们谈论道德时，总是要举一些个体的例子，同样，神学谈论个体的事例，也无非是把他们作为榜样以便我们效仿和追随，体现在圣经和神学中的神圣启示正是通过他们而传达给我们。
托马斯× 阿奎那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牢记，有两种科学，有些科学是靠自然的理性之光进行认识，如数学、几何学等，也有些科学是依靠更为高级的科学来建立自己的原理：光学依靠几何学建立其原理，音乐依靠数学建立其原理。
同样，神圣理论的原理来自更高科学之光，即上帝和幸福之光。因此，正如音乐通过数学获得其原理，神圣理论则通过上帝的启示获得其原理”。
注：一个极为重大的思想诞生了，科学开始分层架构，并且各个学科高层底层连为一体，并且互为依赖。
第五个问题是“是否神圣理论比其它科学更为高贵？”有人认为，科学的尊严来于它的确定性，那些具有不可怀疑的原理的科学就应比神学更为高贵，因为神学的原理都是一些信条。此外，神学往往借用其它科学，尤其是哲学的理论，这也表明它要比哲学低级。
相反，托马斯× 阿奎那认为，神学包含思辨和实践两个方面，它们都比其它科学要高贵。思辨科学的价值要么来自它的确定性，要么来自它的题材，神学在这两个方面都高与其它科学。从确定性方面来看，其它科学的确定性来自于人的自然理性之光，这是会犯错误的；而神学的确定性来自于神圣的启示之光，这是不会犯错误的。就题材来说，神学主要探讨超越人的理性之上的崇高的东西，而其它科学则只注意那些在理性范围内的事物。因此，神学的思辨性高与其它科学。而实践科学的价值在于它所指向的目的，即为人带来福利，神学的目的是为人带来永恒的幸福，这永恒的幸福乃其它一切实践科学的最终目的，惟有在这一目的下，它们才获得其价值和意义。
至于说神学利用哲学等科学的理论，这无非是通过它们把自己的义理讲清楚罢了，神学不是把它们作为上级长官来对待，而是把它们当作婢女来使用。
神学这样来使用它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理性的缺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过自然理性获得的知识更为容易把他们引向超乎理性之上的东西，即引向神学的范围中去。
注：“科学是神学的婢女”那句原话就是来自这本书。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尽管理性和信仰、哲学和神学相比有那么多的不足和缺陷，但理性作为人的一种自然禀赋却是辅助信仰的最好工具，启示和信仰虽然是上帝给人的一种赐福和神恩，但它并不削弱和取消人的自然本性，“神恩如此附加在人的本性上，不仅不破坏人的本性，而且使人的本性更为完善。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信仰之光并不破坏我们所拥有的自然理性的光辉”，一句话，“恩典并不摧毁自然，而是成全自然”。
在这里，他和中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认为上帝的恩赐要以人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然禀赋为前提，“自然之于赐福是第一与第二的关系。赐福以自然为基础”。
由此，他建立起了自己的自然神学，企图用自然所禀赋的理性通过对经验世界的探究、追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注：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来自这里。上帝的恩赐要以人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然禀赋为前提，“天赋人权，神选子民。”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愿上帝赐予我从容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并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之间的区别。
托马斯平稳、逻辑性论述的风格，統整《神学大全》全套书的格式与內容。喜欢 Reinhold Niebuhr 可能也会喜欢他。
据同时代的人描述，阿奎纳是个大块头，肥胖而且皮肤黝黑，头颅硕大，发髻很高。他的为人处世表现出很好的教养：众人认为他举止端正，温文尔雅，而且令人如沐春风。在争论中，他保持克制，并且用人格魅力和渊博的学识赢得对手的尊重。他品位朴素，周围的人为其出色的记忆力所倾倒。在他沉思时，常对周遭的环境浑然不知。他能够系统、清晰和简明地表达他人的意见，使自己的思想富有热情而且兼收并蓄。
在希腊早期，泰勒斯等人往往从可观察到的现象，例如“水”“火”等，直接跳到本体论的高度去解释世界的本原和变化。这种解释方式的方法是类比，因而是直观的思辩。到了古希腊的后期，理性抽象和逻辑方法的发展及其相互结合，为寻求事物和过程背后的本质和原因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大大增强了自然哲学的地位和解释能力。尤其在“形式上确凿无疑的形式逻辑及其三段论法的创立人”（24）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学和柏拉图的理念直接汇合，构成了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在这种解释方式中，“通常的研究路线是从对于我们来说是较为易知的和明白的东西进到对自然来说是较为明白和易知的东西”。（25）而根本的原则是用逻辑的方法寻求理性上可靠的解释。正是凭借着逻辑理性，亚里士多德在不作实验的情况下，构造了包罗万象的“物理学”，有恃无恐地对小到原子、大到整个宇宙的几乎所有经验可及的现象做了全面的解释。
另外，几何研究和逻辑研究的结合，是古希腊逻辑理性发展的一大特点。一方面，几何学赋予了逻辑学研究以“纯形式”和“证明系统”的思想，是古希腊人对逻辑推理规则的研究很快就跃出了论辩本身，专门就抽象形式的方面展开讨论。正如克莱因所说的：“希腊人在搞出正确的数学推理规律时就已奠立了逻辑的基础，但要等到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才能把这些规律典范化和系统化，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26）另一方面，逻辑学赋予了几何学研究以演绎的构造，完善了几何证明的推理工具，即“希腊人对数学的最重大贡献是坚持一切数学结果必须用演绎法推出”。（27）正因为如此，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创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欧几里德将各个孤立的几何证明系统发展成统一的公理化体系，成了亚里士多德理想的践行人。不管欧几里德几何学这座科学宫殿多么富丽堂皇，其结构却很简单，全部结论都是从少数公理经过演绎而来的，是逻辑理性的成功运用。逻辑研究和几何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理性思维创造出系统而有效的形式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逻辑理性精神在中世纪非但并有被消弱，反而得到了加强。西方中世纪大一统的宗教意识形态虽然以反动的神学理论扼杀了古希腊学术思想的一切合理的和科学的内容，却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并保存了它们的形式，保存并发展了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
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理论正是在逻辑学发展的基础上，以形式规则为工具逐步建立起来的。安瑟伦（Anselm）在《论道篇》和《独白篇》中构造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形式上严格符合论证规则，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在逻辑上驳倒它们。“圣徒”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他的《神学大全》中，逻辑地构造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三个宇宙论说明，两个目的论证明，并且论证了，一旦反驳这些证明，就会在逻辑上导致悖论。当然，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在宗教神学的外衣束缚下不可能导致任何科学知识，就象培根所说的，“是不能生产的修女”。但是，一旦发生自然观上的转变，自然哲学的权威和科学实验精神得到恢复，人们利用这种现成的解释方式和形式工具去整理实验事实、描述自然现象、解释自然内部的规律时，自然科学的诞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