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几何研究和逻辑研究的结合，是古希腊逻辑理性发展的一大特点。一方面，几何学赋予了逻辑学研究以“纯形式”和“证明系统”的思想，是古希腊人对逻辑推理规则的研究很快就跃出了论辩本身，专门就抽象形式的方面展开讨论。正如克莱因所说的：“希腊人在搞出正确的数学推理规律时就已奠立了逻辑的基础，但要等到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才能把这些规律典范化和系统化，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26）另一方面，逻辑学赋予了几何学研究以演绎的构造，完善了几何证明的推理工具，即“希腊人对数学的最重大贡献是坚持一切数学结果必须用演绎法推出”。（27）正因为如此，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创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欧几里德将各个孤立的几何证明系统发展成统一的公理化体系，成了亚里士多德理想的践行人。不管欧几里德几何学这座科学宫殿多么富丽堂皇，其结构却很简单，全部结论都是从少数公理经过演绎而来的，是逻辑理性的成功运用。逻辑研究和几何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理性思维创造出系统而有效的形式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逻辑理性精神在中世纪非但并有被消弱，反而得到了加强。西方中世纪大一统的宗教意识形态虽然以反动的神学理论扼杀了古希腊学术思想的一切合理的和科学的内容，却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并保存了它们的形式，保存并发展了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

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理论正是在逻辑学发展的基础上，以形式规则为工具逐步建立起来的。安瑟伦（Anselm）在《论道篇》和《独白篇》中构造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形式上严格符合论证规则，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在逻辑上驳倒它们。“圣徒”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他的《神学大全》中，逻辑地构造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三个宇宙论说明，两个目的论证明，并且论证了，一旦反驳这些证明，就会在逻辑上导致悖论。当然，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在宗教神学的外衣束缚下不可能导致任何科学知识，就象培根所说的，“是不能生产的修女”。但是，一旦发生自然观上的转变，自然哲学的权威和科学实验精神得到恢复，人们利用这种现成的解释方式和形式工具去整理实验事实、描述自然现象、解释自然内部的规律时，自然科学的诞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愿上帝赐予我从容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并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之间的区别。

托马斯平稳、逻辑性论述的风格，統整《神学大全》全套书的格式与內容。喜欢 Reinhold Niebuhr 可能也会喜欢他。

注：和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很像。于是就有了调和主义，反正有着官话和“即..又..”的句套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空话套话，结果两手不知道抓哪一手。

在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性思想被全面介绍进西方基督教世界以前，基督教思想家们更多的是利用柏拉图思想中理念的超验性来思考基督教的上帝的超越性。
托马斯· 阿奎那却是通过理解亚里士多德，在新的思想条件下，重新审视信仰与理性、神学和哲学的关系，他在坚持神学高于哲学的前提下，明确区分了哲学和神学，指出它们是两门不同的科学。在其著名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的第一卷中，第一个问题即“论神圣理论的性质和范围”，其中又分外为十个小问题，其中，第一、二、五问题集中讨论神学的性质以及它和其它科学，尤其是和哲学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除了哲学科学以外，是否还需要其它学问？”哲学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代表作人类世俗知识的顶峰，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它既不以功利的实用性为目的，也不仅以娱乐消遣为归宿，它是人为了摆脱无知、为了知而求知，它自身就是目的，
它代表作自由的人进行理性的自由思考所获得的最高成就。因此，有人认为，除了哲学以外，我们不再需要其它的科学。
因为人不能去寻求超出人的理性之外的东西，而理性范围内的事，哲学已给予了充分的思考；此外，知识就是探索存在，获得真理，存在与真理是相通的，但是哲学已探索了一切存在，甚至存在之存在，即上帝。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就讨论了世界的第一因、不动的动者等，哲学的这一部分就是神学，因此，除了哲学以外，不需要单独的神学。对此，托马斯× 阿奎那反驳说，对于超出了人的理解力的东西，尽管人无法用理性去思考它们，但却可以通过信仰接受它们，由上帝启示的圣经中的知识就属这一类。此外，科学的分类，是因其认知对象的方式，例如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但天文学家得出这个结论用的是抽象的数学方法，而物理学家却是靠对事物本身的考察。同样，哲学以自然的理性之光加以认识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神圣的启示之光而为神学所认识。因此，作为神圣理论的神学与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神学是不同类的。并且，人用理性来寻求上帝，也必须以神圣启示为指导。因为用理性来思考上帝获得真理，只有少数人能办得到，而且费时很多，还不免带有许多错误。
然而，这类真理却关系到人类的整个解放，因此为了使整个人类的拯救来得更合适、更准确，必须依赖神圣启示。
托马斯·阿奎那在这里明确反对将神学消融在哲学中，反对以哲学代替神学。

注：从这里开始，神学和哲学开始分离。

第二个问题是“神圣理论是否是一门科学？”科学一词在古代世界的意义要比现在宽泛，英语科学一词science 派生于拉丁语scientia，其词根为动词scire，意味发现与求知。在近代以归纳为基础的经验科学兴起以前，人们主要以建立在演绎逻辑基础上的数学作为科学的标准。
有人认为，任何一门科学，总是从自明的原理出发，然后依靠理性的推理，建立起演绎系统。但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神学却不是从自明的前提出发，因为在这世上，有许多人根本就无信仰；此外，科学是普遍的知识，不是关于个体的，而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神学则完全为个人的事，所以，神学不是一门科学。
托马斯× 阿奎那则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原理要么是自明的，要么来自比它更高者者，神学就属于后者。
事实上，神学的理论、拯救的真理也不是对于某一个人的，正如我们谈论道德时，总是要举一些个体的例子，同样，神学谈论个体的事例，也无非是把他们作为榜样以便我们效仿和追随，体现在圣经和神学中的神圣启示正是通过他们而传达给我们。
托马斯× 阿奎那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牢记，有两种科学，有些科学是靠自然的理性之光进行认识，如数学、几何学等，也有些科学是依靠更为高级的科学来建立自己的原理：光学依靠几何学建立其原理，音乐依靠数学建立其原理。
同样，神圣理论的原理来自更高科学之光，即上帝和幸福之光。因此，正如音乐通过数学获得其原理，神圣理论则通过上帝的启示获得其原理”。

注：一个极为重大的思想诞生了，科学开始分层架构，并且各个学科高层底层连为一体，并且互为依赖。

第五个问题是“是否神圣理论比其它科学更为高贵？”有人认为，科学的尊严来于它的确定性，那些具有不可怀疑的原理的科学就应比神学更为高贵，因为神学的原理都是一些信条。此外，神学往往借用其它科学，尤其是哲学的理论，这也表明它要比哲学低级。
相反，托马斯× 阿奎那认为，神学包含思辨和实践两个方面，它们都比其它科学要高贵。思辨科学的价值要么来自它的确定性，要么来自它的题材，神学在这两个方面都高与其它科学。从确定性方面来看，其它科学的确定性来自于人的自然理性之光，这是会犯错误的；而神学的确定性来自于神圣的启示之光，这是不会犯错误的。就题材来说，神学主要探讨超越人的理性之上的崇高的东西，而其它科学则只注意那些在理性范围内的事物。因此，神学的思辨性高与其它科学。而实践科学的价值在于它所指向的目的，即为人带来福利，神学的目的是为人带来永恒的幸福，这永恒的幸福乃其它一切实践科学的最终目的，惟有在这一目的下，它们才获得其价值和意义。
至于说神学利用哲学等科学的理论，这无非是通过它们把自己的义理讲清楚罢了，神学不是把它们作为上级长官来对待，而是把它们当作婢女来使用。
神学这样来使用它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理性的缺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过自然理性获得的知识更为容易把他们引向超乎理性之上的东西，即引向神学的范围中去。

注：“科学是神学的婢女”那句原话就是来自这本书。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尽管理性和信仰、哲学和神学相比有那么多的不足和缺陷，但理性作为人的一种自然禀赋却是辅助信仰的最好工具，启示和信仰虽然是上帝给人的一种赐福和神恩，但它并不削弱和取消人的自然本性，“神恩如此附加在人的本性上，不仅不破坏人的本性，而且使人的本性更为完善。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信仰之光并不破坏我们所拥有的自然理性的光辉”，一句话，“恩典并不摧毁自然，而是成全自然”。
在这里，他和中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认为上帝的恩赐要以人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然禀赋为前提，“自然之于赐福是第一与第二的关系。赐福以自然为基础”。
由此，他建立起了自己的自然神学，企图用自然所禀赋的理性通过对经验世界的探究、追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注：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来自这里。上帝的恩赐要以人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然禀赋为前提，“天赋人权，神选子民。”

当代中国有朴素道德观的人很多，他们的思想状态大多是“信仰优先，具体这些信仰从哪里来的不关心。”
大多数人属于不能拂逆的龙鳞，一跟他的道德观不符合就勃然大怒，你说他荒谬，他说”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所以很有讲一讲的必要。

在奥古斯丁的一生期间，罗马帝国正在迅速衰落。事实上在公元410年罗马市遭到了艾拉瑞克所率的西哥特人的洗劫。留在罗马的异教徒自然想要借此机会惩罚罗马人，因为他们为了基督教的利益而抛弃了古代的众神。圣·奥古斯丁最著名的一书《论上帝之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指责为基督教所做的辩护。但在该书中还包含着一种完整的历史观，一种后来对欧洲发展有巨大影响的历史观。奥古斯丁表述的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无足轻重，罗马市和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是根本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上帝之城”的发展──换言之即人类精神的进步。基督教理所应当是实行这种进步的媒介（在基督之外不存在着拯救）。因此可以这样说，无论皇帝是异教徒、基督徒或是野蛮人都没有罗马教皇和基督教重要。

虽然奥古斯丁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但是他提出的论点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世的统治者应从属于罗马教皇。中世纪的罗马教皇为从他的教说中所得出的这个结论而感到高兴。因此他的教说为教会和国家之间的长期斗争打下了根基，欧洲历史在许多世纪中都有这一斗争的特点。

奥古斯丁的著作是使希腊哲学的某些方面传入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因素。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思想的成熟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又通过奥古斯丁影响着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我们至今还会饶有兴致地注意到：笛卡尔提出过著名的论断“我思我在”，奥古斯丁也提出过隐含这一论断的思想，当然两者的说法各异。

奥古斯丁是黑暗时代之前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从所有的主流方面来看，他的著作使基督教学说在整个中世纪基本上具有它所要保持的形式。他是一位杰出的拉丁教父。他的著作在牧师中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有关拯救、性、原罪以及许多其他观点都产生过相应的影响。许多后来的天主教神学家如圣·托马斯·阿奎奈以及新教徒领袖如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受过他的强烈影响。

公元430年奥古斯丁在河马去世，终年76岁。当时一个侵略过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的野蛮部落──旺达尔人正在包围着河马市。几个月以后，他们攻克了该市，几乎把全城都焚为灰烬；然而奥古斯丁图书馆和大教堂却安然无恙。

说说另一位:

　　公元12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直被教廷排斥，甚至欧洲已经不再流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时，柏拉图的学说占统治地位，因为圣奥古斯丁借用和改造了柏拉图的思想，以服务神学教义。直到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解释宗教教义，建立了烦琐和庞大的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才重新被重视。

　　柏拉图在西方的地位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比起来，在西方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是西方文化的奠基文献。在西方哲学的各个学派中，很难找到没有吸收过他的著作的学派。在后世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中，柏拉图的思想保持着巨大的辐射力。有的哲学史家认为，直到近代，西方哲学才逐渐摆脱了柏拉图思想的控制。

一个怂人出现了，色拉叙马霍斯问了一个很俗的问题，“到底什么对我最有利。”

色拉叙马霍斯关于“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的一段如“澡堂里的伙计”倾倒洗澡水般“劈头盖脸”的“高谈阔论”终于将讨论由一个抽象的，似乎可以事不关己的哲学概念，牵引到一个“牵涉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上去——正义的或不正义的，“究竟做哪种人最为有利”。从这里可见，后文对城邦的政治的讨论，其实正是一个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话题。一个理想中的城邦的建构与每个人心灵中的正义德性的建构同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文本中通过问与答，渐渐揭示出“大”一些的城邦的相，以此来“由大见小”（368D-369），让人们逼近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在不断的追问和回忆，不断的自我反思之中认识自己，于是哲学便产生了。

　　 哲学涉及一种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每个人切身相关，是塑造人灵魂的教育；而哲学或哲人的处境，亦并非仅仅关涉城邦中少数几个如苏格拉底一般的“疯子”，相反，或许这也正是每个人灵魂深处“善”的处境。